推开门,看到一个短发女子盘腿陷在沙发里,她盖着一个薄毯,慢慢地吃着一包看上去不怎么好吃的饼干。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不是来采访一个大明星,而是到某宅女友人家串门。整个采访从聊台湾的小吃开始,到议论那些让女人心碎的才子们的共同属性结束,她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这段聊天实在很愉快。聊到兴奋处,她手舞足蹈,饼干渣于是掉到衣服上,她毫不犹豫捡起吃掉,还诡秘地向大家挤挤眼。
虽然深知“女子”一词不能乱用———它实在被太多矫情的人用滥,但这个词却必须用来给刘若英冠名:她实际上已经年过40,眼睛里却依然经常有少女般的澄澈和倔强,然而和她接触过的许多人都形容她“情商很高,不好对付”,记者会上不少令人尴尬的问题都很容易地被她巧妙化解。她善于自嘲,但对于某些问题却认真得过了头,需要思考十秒钟以上才找到一个精准的词汇去解释心中的某个情绪。更多的时候,她有种非“文艺”一词不能形容的“身在尘世却神离世外”的气息,这种独特的气场很容易让各种层次的都市女性找到共鸣。
面对爱情我会变得很卑微
情感
这么多年刘若英被拿出来说事儿的似乎只有和师傅陈升的那一段不了了之的单恋。前不久她上电视节目时受不了旁人的一再追问,自爆:“其实我有一个更巨大的爱情故事,等我老了以后再告诉你们,但和陈升是无关的。”用“巨大”一词去形容足见得她的智慧:任何女人都一定觉得自己的爱情是巨大的,用这个词又可以去形容这个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的故事的劲爆,一语双关,又不失嘲讽与自嘲。她故意掖着不说,给看客猜想的空间。
新京报:陈升对你的影响到今天还在吗?
刘若英: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告诉我,音乐的东西是很严肃的。你们看他很随性,但他的随性都是在他控制范围之内的随性,他知道这个随性代表了什么,他的随性都是在他控制范围下的。他对我说,尊重音乐,音乐才会尊重你。
新京报:他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你说这个话?
刘若英:我做新人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不要以为做一张唱片就是拥有了一张镶了金箔的名片。我最近有个新助理,我现在常常问他说四百块钱(新台币)买一张唱片值不值得,他说他觉得太便宜了,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真的太辛苦。所以陈先生说,你不要以为你拥有了一张专辑就有了跳入豪门的一张名片,这张唱片里面累积了多少心血跟生命时间在里面,你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量很大的艺人。有一天一个朋友搬家,他打个电话跟我说,他说我有八百多片CD,可是他的新家只能放一部分。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的那张CD是该留下还是该丢掉?我希望我是被留下的那一种CD。
新京报:张艾嘉说自己总是败在才子的手下,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
刘若英:(想了几秒钟)我相信才子也有好人。
新京报:那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吸引到你,你不是“才子控”吗?
刘若英:不是,我也有交往过笨蛋的。我觉得我特别容易被专注做自己事情上面的人吸引,我常常觉得在片场推轨的人很帅,他经常会专注地看着作为演员的我,因为他要跟着我们的情绪推的。我只要看到男生很专注在做一件事情,就会被他吸引。
新京报:有一个天后说她会被水管工吸引。(指王菲)
刘若英:一样的道理。
新京报:你对爱情的理想是什么?
刘若英:我15岁的时候就觉得我想当贤妻良母,但这个梦想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我15岁的时候没有想过我会当艺人啊,当时对事业的理想是当钢琴老师,所以走了完全两条路。既当了艺人,又没有当贤妻良母。
新京报:那你觉得当贤妻良母这个梦想还有戏吗?
刘若英:(做假装愤怒状)当然有。我还是期待会有,相信就会有奇迹。我所谓的贤妻良母就是说跟一个人好好地在一起,好好服侍他,让他觉得回到家里面是一件很安稳的事情,不见得是结婚那张纸。我觉得要跟一个人好好地在一起。
新京报:你的机会很多。
刘若英:你有好的记得介绍一下。(笑)
新京报:可是你会不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刘若英:不会,跟我在一起的人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高处。我觉得你面对爱情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卑微。
这是个兵荒马乱的音乐时代
事业
奶茶心声
即将在本月29日来到首都体育馆的刘若英个唱的名字值得寻味,叫“脱掉高跟鞋”。她自己解释说,高跟鞋就像是一段美丽的爱情,穿上它每个人都漂漂亮亮,但穿久了,都会疼。
刚刚签约相信音乐推出新专辑《在一起》的刘若英在给别人形容自己专辑时,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专辑里有很多否定的歌名。”仔细一看确实如此:《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不想念》和《你不要送花给我》———越是想要,就越是说不要,这种拧巴的状态,每个女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我不想念》的歌词写得尤其狠辣,被伤透了心之后,狠狠地说自己不想念不想念,这种自我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失败与伟大的交织。
新京报:阿信说,五月天的音乐在线上卖不过你,但实体唱片销售比你好。你可以选择的话,是希望做一个在线上卖得好的歌手,还是实体唱片卖得好的歌手?
刘若英: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大家都有听到这首歌就好了。任何形式,只要你听到你有感动,对我来说就OK。
新京报:你说新专辑里的歌让你想到了《为爱痴狂》时的感觉?
刘若英:你知道,每首歌前面都有铺陈,一首歌可能有个四五句经典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首歌每一句都是经典,所以每一句你都要掏心掏肺,可是每一句你又不能那么掏心掏肺,因为大家会听得很累,所以你心里面老在想到底我要把重点放在哪一句,但心里面所有那种感动都溢出来。
新京报:这样的歌太狠了。
刘若英:我们不狠我们走不下去。(笑)
新京报:《我不想念》的歌词也很狠。
刘若英:你喜欢吗?
新京报:喜欢,但是觉得累。你说唱歌要在用力和不用力之间拿捏,这个拿捏你是怎么做到的?
刘若英:我觉得这个拿捏就是靠你在里面不断地适应它,所以最后那个版本其实在前面跟后面我唱得都非常诚心,但是比较冷静一点点,中间的就比较激昂一点。
新京报:你刚才说不出狠招走不下去,是对市场而言还是对你自己来说?
刘若英:这个狠字是你先说的,我不会用这个字,因为自己说自己狠好可怕(笑)。我经常感叹现在真的是速食的时代,很多音乐跟电影是禁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包括文字方面,不能再铺陈了,不能再风花雪月地说想念。那样太温柔了,更绕了,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不想念,其实我是想念。
新京报:现在大家都说音乐市场的景气不是很好,你有没有悲观或是不愿意做音乐的时候?
刘若英:我觉得音乐市场的前途很渺茫———不是音乐市场是CD的实体———可是只要有人存在就需要音乐,它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跟管道,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刚好处于一个最尴尬的时候,就是CD还买得到,也可以下载,盗版也有,还有下载不用钱的。我认为这十年是个兵荒马乱的娱乐时代。
新京报:这十年是说从2000年到2010年吗?
刘若英:对,起码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兵荒马乱的音乐时代,包括整个娱乐业。
忙忙碌碌的刘若英至今仍孤单一人。
我们在晚上都要自己暖被
生活
刘若英说自己最近读的印象最深的书是“日本OL代言人”山本文绪写的《31岁又怎样》,可是过了今年6月,她已经41岁了。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刘若英的祖父刘咏尧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刘父曾任海军舰长),很难想象这个年龄的刘若英还过着一个典型艺人的生活,表面上热热闹闹,但没有结婚。在公众视野里,她是恨嫁“剩女“的代表,而说起自己的年龄,刘若英貌似很介意,甚至在专辑发布会上把开她年龄玩笑的主持人黄子佼打下台。
太多太大的孤单也许反而是一种修炼,刘若英的生活态度很熟女,很冷静。她清楚自己从事行业的残酷,但做事情绝不会那么赶,因为她太知道勉强上阵时的面目有多么可憎,要娱人,先要把自己取悦好。借着养病,她休息了一年,再出现时已是状态大好。
新京报:去年到今年年初,你都没怎么出现,说是要养病,是不是觉得简单生活也挺好?
刘若英:我觉得这一年对我而言是很特别的一年。我觉得每个行业不只是艺人,都需要有停下来的时间。可能上班族很清楚,“我有年假或者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我可以请假”,可是艺人比较难。我记得我刚刚入这一行开始很忙的时候,祖母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你就不能跟你公司说一下吗?比如说把事情分散一下。我就跟她说这个行业里面,要不然就忙死要不然就无聊死,它没有中间值。你现在发专辑,就有很多事情找你,那你就要做,不然你就落伍了,你就不要做了,没有刚刚好。
新京报:其实和做记者是一样的。
刘若英:(惊讶地)是吗?对,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在那个时候勇敢地停下来这一年,真是很明智的选择。也许任何行业都一样,这种累是一样的,我觉得体力会透支,精力会透支。我们都是从事情感行业的人,我不是一个事务所或者售票员,不是没有心情照样可以做工作,我是要有很多想法或者心情跟人家分享的,我就必须实实在在地去生活。所以去年一年对我而言是自我增值的一年。
新京报:从你的歌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一种态度,或者说一个很明确的个人标识,就是,“我很孤单,但我不怕孤单,甚至可以玩味这种孤单,或是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放他走之类。”
刘若英:因为我真的是这样想的,这是我的态度。我记得我在唱《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你真的觉得很爱一个人你真的会忍心放他走吗?那是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女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谁就硬要抢过来,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不顾一切。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我都觉得,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他如果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你把他留在身边,他很痛苦你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你真的情愿放他走,孤单是一定会孤单,难过一定会难过,可是总比两个人难过好。
新京报:所以你歌里唱到的都是你真实的人生经历。
刘若英:是。
新京报:可是把自己的人生这么明确地唱给大家听,你不会有一种类似不安全的感觉吗?
刘若英:不会,因为跟我一样的人很多。我作为一个艺人,唱歌演戏都是希望我的情绪可以传递,希望能够分享与共鸣。你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刘若英跟我一样。我们在晚上都要自己暖被,不会觉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其实是一样的。
新京报:你还经常唱到失败,那你认为你的失败在哪里?在大家心目中你已经是很成功的女艺人了。
刘若英:那首歌是个情歌(指《我的失败与伟大》),是说觉得在爱情里面觉得很失败。有一天我在北京,在车里听到广播里在放那首歌,那天我是要去演唱会的场馆试一个有点危险的杂技的东西。我听到自己的歌就突然想,在爱情里面,我为什么到现在会是一个人?有时候我觉得我爱一个人都不知道他想什么,我都是事后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失败。
新京报:你觉得成功是什么?就是他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
刘若英:不是,是彼此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特别舒服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讲的。我觉得我可能所有的男朋友们,过去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无话不谈,真的什么事情都能讲都能讨论。可是我发现我现在的年纪碰到的男生,他们都开始比较不太愿意分享。
新京报: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刘若英:现在很想卸妆,我除了拍戏很少连化那么多天,假睫毛,我头上很多假发,全身都有很多假的东西。
本报记者 康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