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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在路上”巡演到成都 不会为艺术回避幸福

  本周末,集结周云蓬、万晓利、马条、山人乐队、川子、吴卓玲等国内民谣界腕级人物的“民谣在路上”巡演将来到成都,在邛崃平乐古镇最大的一颗榕树下开唱。昨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最具人文气质的民谣歌手周云蓬,电话那头传来的男声,并没有唱歌时那般浑厚,他跟你聊民谣的过去与现状,并不避忌收入、商业化,话题“从地下到地上”无所不包。这时的他,不像歌唱时那样神秘深沉,只是一个温和而清醒的40岁中年男人。

  告别上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送走孤独与自醒的张楚,似乎一瞬间里,中国民谣陷入了低迷和沉寂,一直存在着,却并不受宠于市场和听众,流行音乐则以浮躁之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百花齐放。然而,近两年,一股新的民谣风开始在周云蓬、万晓利、小河等歌手的音乐中隐约萌发。随着2010年“民谣在路上”的成功巡演,十几年来,民谣歌手厚积薄发,终于开始有所收获。有媒体评论,“华语乐坛的标杆在改变”;有人更把重新热起来的民谣称作“民谣复兴运动”。此前,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已在北京、上海、深圳等10个城市声势浩大地巡演,这距离6月举行的“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民谣演唱会仅仅月余。上周末,最近很红的邵夷贝也在成都小酒馆演出……像16年前校园民谣刮起的旋风那样,如今,民谣又来了,为这个炎夏吹来一股凉爽的风。

  民谣好像翅膀 感觉自己飞起来

  记者:在你眼里,民谣是什么?

  周云蓬:它好像是翅膀,我站在台上唱歌,就能感觉自己飞起来了,在云端。(不过)唱完瞬间又掉下来了。(笑)音乐就是在快感和痛感之间,简单地飞行、滑翔。

  记着:有人用“民谣的复兴”形容你们这一批歌手,你怎么理解“复兴”?

  周云蓬:民谣,顾名思义,是讲老百姓的故事。它反映生活,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流行音乐。民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乐府民歌,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音乐形式。如果要用到“复苏”这个词,我认为是民间社会的复苏。以往艾敬、高晓松的民谣,大部分都向主流靠拢;现在这批人,自我主张更多,而且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发歌,还有像豆瓣网这样的小众网站推广。

  不回避商业化 谁都想过得更好

  记者:你回避“商业化”吗?

  周云蓬:不回避。我不会为了艺术回避幸福。每个人都想生活得更好。不骄不躁,冷静面对。

  记者:听说民谣乐手的出场费翻了很多倍?

  周云蓬:现在我的出场费几千到一万吧,以前几百块。现在音乐节挺多,我们是双向选择,我的标准是能和观众交流,观众熟悉我。如果来人是为喝酒而非听音乐,那就很没意思。

  记者:高晓松评价过,“我们那一代民谣与现在民谣的区别在于,我们那时觉得自己是(音乐)好时代的坏孩子;而现在,他们是(音乐)坏时代的好孩子。”你怎么看?

  周云蓬: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一切对仗工整的句子都能迷糊人。但我不喜欢“孩子”这种提法,好像在撒娇(笑)。(我们本来就要做)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所以“孩子”这种说法显得很嫩,换掉更好。而且(上世纪)90年代和现在,都是商业消费社会,我们的时代没有变。

  记者:你怎么评价张楚?他被大众熟知的身份是摇滚歌手,但他的音乐更柔,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民谣的一位代表人物,还有现在台湾的民谣也特别火?

  周云蓬:张楚很厉害,在发行数量上,我们不容易达到(魔岩三杰)那个水平。但现在民谣形式更丰富,西北的、云南的,包括现在火起来的台湾民谣,都是原住民文化的苏醒,融入更多方言,地域文化色彩浓烈。比如台湾的胡德夫,大陆这里有苏阳他们,还有四川的白水。

  我不是愤青 但需要“个人意识”

  记者:有媒体把你评为“音乐公民”,还有乐评人说你是“中国民谣的良心”,你接受这两顶大帽子吗?

  周云蓬:其实,公民和良心,这两个词语一点都不大。公民是普通的称谓,良心也是底线,每个人都该有。如果别人说我是“中国民谣的良心”,这不是夸我,是在贬低普遍的音乐人。

  记者:你的《红色推土机》在帮助贫困的盲童。那么,在诗人、歌手、社会公益活动者这几个身份中,你更喜欢以哪种身份出现?

  周云蓬:更喜欢歌手身份。诗人更为隐私,好像写日记的感觉。公益是我最谨慎的,我只能做身边的事,比如帮助贫困盲童。去喜马拉雅山下捡垃圾这样的,还是算了。(《红色推土机》公益唱片目前已为20多个盲童筹款10余万。)

  记者:你是一个愤怒的人吗?

  周云蓬:有人老觉得我特别愤青,相信摇滚能改变世界,结果我跟他说,我更提倡花花草草的那种音乐,苏打绿、卡奇社(注:台湾的清新民谣乐队)什么的。我觉得那种音乐可能对社会更好。愤怒的音乐有一点就可以了,它容易培养过激的性格。那种小可爱的音乐,它是从个人出发。中国需要这样的个人意识。我觉得大家都听听那些音乐,有些东西反而好起来了。不能老是《中国孩子》这种音乐,比例千万不能失调。我现在的创作也比那时更平和,下一张专辑古典唯美。

  档案

  喜欢加缪也喜欢韩寒

  周云蓬,1970年生于辽宁,最具人文气质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幼年时,因患眼病随母四处求医。整个童年弥漫火车、医院、手术室和酒精棉的味道。9岁时,他彻底失明。留在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动物园里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此后,他15岁开始弹吉他,19岁上大学中文系,21岁写诗。大学期间,最爱的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加缪的《局外人》。24岁开始随处漂泊。

  韩寒《独唱团》的第一篇就是周云蓬写的《绿皮火车》,有人评价说这是《独唱团》里最好的文章。周云蓬就此表示,“我跟他从未谋面,是从《独唱团》约稿时认识。当时韩寒说就要一篇稿子,没有具体说什么内容,说随便拿一篇就可以。《绿皮火车》正好写完没有发表,就给韩寒了。为让稿子更丰富,我们还做了个简短采访。我很喜欢韩寒,他不像我们70后这么沉重,生活得很好,而且有担当,有智慧。我觉得韩寒骨子里是个谦和的人,不像有些人描述的那样轻狂。收到稿子后,他会马上回电给你,《独唱团》出版后,我收到他写来的感谢信。这些周到和礼节,他做得非常好,像古人一样。”

  手记

  “音乐公民”平静背后的纠缠

  2007年4月发行《中国孩子》之前,周云蓬只在一个较小范围内为人所知。如果你常去酒吧看演出,或混迹于“马齿民谣”之类的论坛,或许才会比较熟悉他以及小河、万晓利、王娟、张玮玮这一串名字。

  他们在做的,是一种与老狼、高晓松为代表的校园民谣,艾敬为代表的城市民谣不太一样的尝试。他们的曲调更加质朴,有时会夹杂些西部民歌、地域方言或佛教音乐的元素,以及很多的即兴SOLO;他们还强调和听众的现场互动,于是歌词上,更加直白和口语化;题材上,则主动涉及一些社会现象,他们的歌讲述着农民工、土地、没有工作的城市人的故事,没有太多避忌。

  这群人中,周云蓬又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与好友小河的活泼不同,他显得更加沉稳,但那或是墨镜造成的效果。作为一个盲人,老周在内心对世界的沉淀,有其遮蔽在墨镜背后的神秘与厚重。他在大学选读中文,随后却到北京卖唱,几年间只身走遍大半个中国。他起初并没想到会以创作音乐为生,却偶然得到与摩登天空签约的机会,一年后推出第一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那张专辑的新鲜气息让人眼前一亮。多年来独行侠一般的经历,使他的音乐呈现出一种辽阔的孤独。

  第二张专辑《中国孩子》,积蓄了更多能量,似是一种爆发。正是与专辑同名的那首曲子,让更多人在强烈震撼中瞬间认识了他。与世界带给他的黑暗不同,这一次,他对世界的观照,采用了一种异常明亮的方式。歌词之犀利与背景童声之天真,二者形成的强烈反差给予人巨大的冲击。这首歌很快引发强烈反响。2007年底,因为这张专辑,有媒体首次用“音乐公民”评价了一位歌者。

  听周云蓬的声音,总感到身体某一处被卡住了,即便他唱得如此平静——是的,正是平静背后让人心痛的纠缠,让人心中一颤!“花开过,成尘埃;十年流水成尘埃,十年浮云,成尘埃”。娓娓道来的一份真相,似道家的散淡。有网友评论,“在外面喧嚣的世界里,以娱乐名义进行的种种所谓“音乐活动”——选秀的造星的比舞的卖老的挖家底儿的无耻炒作的凡此种种——之外,还有周云蓬这个带着紧闭的心灵之窗,却看到更多色彩和世界背后的真相的歌者……”

  本版采写 记者 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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