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随忆随谈 30年后再聚首
铁 池
新星音乐会要过生日，三十岁的生日。
作为当年新星音乐会的全程亲历之人，在此之际难免会有许多浮想：那时的北京晚报、那场新星音乐会，还有那个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冲撞的年代，新观念催生的幼芽悄悄滋长，在僵化守旧观念的压抑下，显得弱不禁风；那也是一个充溢激情和憧憬的年代，人们投身刚刚起步的改革，企盼着一个美好的明天。
你可以把新星音乐会，看作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它其中凝聚了太多的内容。
新星音乐会的顶梁支柱
回首往事，依旧感触良多。让我首先想到的一个人是——王纪刚。
王纪刚，当时北京晚报的总编辑。可以这么说，他是当年新星音乐会的顶梁支柱。纪刚先生当时已五十多岁，身材不高，面色红润，常态的表情是微笑。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亲近年轻人，编辑部里许多刚刚从事新闻生涯的记者编辑和他都是忘年交的状态，直呼其名，平等对话。我和纪刚相识稍早一点，是在北京市科协，他是党组成员，我刚从部队回来在学会部工作，职位距离很远。但心有灵犀，让我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晚报复刊，他把我带进北京晚报。
纪刚先生尽管已过知天命的年纪，但他的思维异常年轻活跃。他鼓励年轻人创新，见到记者写出好的报道，他会当面称赞；如果报道引发某些方面的责问，他从不迁怪记者，而是用他那略微发福的身体独自承担下来。纪刚先生极力支持改革开放，记得有一次我找他审稿时，他把我留住和我聊起当时的一些时政，聊完了，他说了一句：“我们都是邓派。”这让我明确地感觉到，他是在用北京晚报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正是由于当时晚报有这样的领导氛围，文体组的记者才会萌生出举办新星音乐会的设想，并在纪刚和编委会的支持下，在很短的时间成为现实。
纪刚过世后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总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借着纪念新星音乐会三十周年，表达一下对这位可亲可敬的报人的怀念之情。
新星音乐会的萌生过程
新星音乐会的创意并不是一个长久策划的产物，只是一念之间，灵光一闪。让记者闪出这个灵光的人叫苏小明。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海政演出，我在场。大部分节目和以往一样令我昏昏欲睡，一位年轻歌手的声音却让我心头一震，她的歌声恬静抒情，令人感动，引人共鸣。我环视周围的观众，确信他们心有同感。她，就是苏小明，一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
坐在深夜空空的公交车上，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这样的演员京城里还能找到几个，能不能凑成一台，办一个以亲近观众、感动观众、愉悦观众为主旨的演唱会，冲击一下沉闷的乐坛，给新人新唱法开一条路。如果成了气候，人们何必只能私下翻听邓丽君的老歌。这个念头一产生，在我脑子里就刹不住车了，认定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第二天，我找纪刚谈这个构想。他很认真地听，很兴奋的感觉，说：“我去听听苏小明。”过了几天，我陪他去看了有苏小明参加的演出。苏小明演唱过后，我问：“就这样的，找几个，弄一台，怎么样？”他回答得很干脆：“行！你们去干吧。”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不会理解这句简单的回答所体现的气魄和勇气。
那时，僵化守旧的思想依然强大，文化领域固守雷池。李谷一只是因为唱法不正统，就被批得灰头土脸。大众电影发了张接吻剧照，在社会上弄出轩然大波。以北京晚报的影响力搞这么一台音乐会，别管你报纸上怎么说，明眼人都瞧得出来，是离经叛道，是鼓励流行音乐。纪刚作为总编辑，是要承担风险的。
回来后，纪刚召集编委会成员加上我和沙青开了个会，把这件事就定下来了，并正式确定名称——新星音乐会。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很活跃，涉及方方面面。还商定，每位新星为观众推荐一首新歌，向社会推广。这里要说一下“星”这个提法，在当时很有点挑战意味。因为“星”是要让民众认可，并不是谁封的。“星”这个提法已绝迹多年，记得纪刚还特意把“星”的含义和历史渊源论述了一番。显然，纪刚在会议之前，已作了充分思考。
新星音乐会的诞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北京晚报编辑部当时活跃的思想氛围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投身改革开放，不避风险。
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曾读过这样一段新闻论述：有什么样的报纸，就有什么样的记者。这话还真是有些道理。
新星音乐会的举办，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人们经久不断讨论的话题，并把它定义为一个里程碑，称它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催生剂。能作为当年的创意发起者和实施者之一，自然是一件荣幸的事。不过，当时短促的筹办过程还是很艰苦的。
寻找演员
事情定了，就要付诸行动。什么场馆、票务、舞美、监督、联络等一堆事。好在记者们的触角四通八达，分派停当，很快都顺利展开了。
一个问题是——演员！大问题。
这么一场音乐会怎么也得八九个演员才能撑得下来。我和沙青拉了拉单子，不够，怎么办？找。分了工，中央团体沙青找，军队团体我去找。光找演员还不行，还得游说团队的领导，让他们理解支持参加新星音乐会。特别是找领导谈，方方面面都要想到，必须一次谈成，否则，就很难回旋了。平时我不跑音乐，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人头不熟。没办法，只好急来抱佛脚，天天晚上满城去听音乐会，看演出，找演员谈，找领导谈，疲于奔命。
说起找演员很辛苦，也有一些趣事。我在民族宫看演出，身旁是一个漂亮女孩，中场休息，聊起来，她得知我的意图后说，你看过我报幕吗？能让我报幕吗？原来她是中国歌舞团的报幕员。那时还没有主持人一说，叫报幕员。中央团队归沙青，我回来告诉沙青，让他去看看怎么样。沙青果然看中了她。她叫阚丽君。
找李默的时候有个故事，已经选中了她。我专门向她具体交代这场音乐会的设想风格样式，以便让她选择曲目，她是歌剧演员，困难会多一些。她听完我的介绍，忽然说，我们团有个小孩，拉二胡的，歌也唱得特别好，挺适合这场音乐会，就是没参加过正式演出。我听完眼睛一亮，忙问：“叫什么？”李默说叫程琳。我刚想说请她来唱唱，又补问一句：“多大了？”回答：“十三。”我顿时泄了气。我知道这场音乐会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责难，如果再让个十三岁的孩子登台，岂不是授人以柄么。后来想：是不是让她错过了一次成功的机会呢？不过这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
东奔西跑，总算把人凑齐。团队领导都允诺了，并表示全力支持，有些还为此更改了演出计划。
当时选演员的过程，略显仓促了些，离我们的设想还有一些差距，比如，新人并不多；比如，男演员只有一个。至于曲目的准备就更谈不上完美。那时的演员都是有什么唱什么，哪有人为你量体裁衣，哪有人为你包装呀。演员们推荐的新歌有的知道很难传唱，也只好凑合，没办法，好歌在那时可遇不可求。像郑绪岚、苏小明那样有专属于自己的好歌的人并不多。但演出的效果还是非常好。三十年来，演唱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豪华、精美、昂贵，不过，再也没有一场音乐会能产生新星音乐会那样的震撼力。
那个时代的人，太饥渴。那场新星音乐会呢——无可替代。
一篇文章
晚报要发布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了。头天，纪刚找到我，说：“你配一篇评论，说明白咱们的想法。”写这篇文章，让我很费了一番脑子，不断地把稿纸团了扔进纸篓。关键是分寸的把握，不好拿捏。必须有锋芒，但又不能太锋芒。我想，“明星”这个称谓不能回避，得把它堂而皇之地提出来，所以开宗明义就写了“新星，就是新的明星。”文章的论点说白了就是：歌唱明星要让群众喜爱，歌曲要让群众爱听，爱唱。你看，这不就是流行音乐最基本的要素吗。
文章写完，我既没写题目也没署名，拿去送给纪刚，他看完说：“行。”我说：“题目还是你定吧。还有，这稿子怎么署名呢？”纪刚想了想说：“就署本报编辑部。”这就是那篇《推出新人推出新歌》的文章。作为文章的作者，我很清楚，那篇文章阐述了晚报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意图，但并不充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只能点到为止。
演出前后
演员选好，曲目确定，门票抢购一空。
参演的各团队在加紧排演，他们都清楚这场演出的分量。
我们呢，可以消停片刻了，可是消停不了。
就说那个苏小明吧，一天几个电话找我，坚决不同意让她压轴。她说这些演员每个名气都比她大，她承受不起这份压力。还记得她焦急的口气：“那个朱明瑛！多厉害呀！”但出场次序是我们根据预想效果，高潮起伏，风格调配，精心排列的，当然不能改。只好耐心地劝她，帮她舒解压力。好说歹说，最后她明白没有更改的可能，也只好自己减压去了。其实，“新星”们几乎每个都很紧张，演出前的后台，神情各异。全然不见以往候场时轻松的气氛，倒像是一群等待高考的学生。
再说演出的场地，如今来看只能说是有点寒酸。灯光，就是顶上的聚光灯。舞美，就是一块简单的装饰背景。演唱区前好像摆了几盆串红，再就余无一物了，偌大的场地，显得格外空旷。
等待。现在除了等待，没什么可做的了。如同临产前的父母，等待婴儿降生。
演出开始了！演员依次登场。
演出进行的非常顺利，没发生任何意外，没有瑕疵。“新星”们发挥的都很好，各团队都做足了功课。观众掌声如雷，屋顶都快震塌了。
演出结束了。
我们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其实在这之前最紧张的不是演员，而是我们！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怎么交代呀！
回到办公室，文体组的记者们自然是兴奋不已。同时电话铃声也响起来了，都是观众打来谈感想的，我们得一条一条记下来整理成文。那时北京市民谁家有电话呀，半夜三更，跑大老远打传呼电话，就是为了说几句激动的话。两部电话响了两三个小时，想想那是个什么场景。
那是一段辛苦的日子，也是一段令人激动、让人难忘的日子。
关于其他
关于什么呢？太多了。比如关于新星音乐会的社会反响、关于新星音乐会的激烈争论、关于新星音乐会的价值和辐射，关于新星音乐会后的风风雨雨，等等。如果作为历史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书。新星音乐会不单单是一场音乐会，它承载了一份社会和历史的责任。
在本文里，一些事就没有记述的必要了。毕竟：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三十年过去，社会已经天翻地覆，人们的理念也变得开放宽容，不必再计较那时的一些是是非非。
关于新星音乐会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是当年的中央电视台。他们现场录像，并很快分别向北京地区和全国播放了录像，让全国的观众看到了新星音乐会，极大地扩大了新星音乐会的影响范围，也表示了中央电视台对北京晚报新星音乐会的全力支持。当时，这个支持弥足珍贵。
有不少著名的音乐人都踊跃地参与新星音乐会的纪念活动，可见新星音乐会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其实他们大多都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们肯定用心灵参与和支持了当年新星音乐会。
三十年后，新星音乐会，重温它的荣耀。新星音乐会的荣耀不仅在于它的自身，更在于——它推开了未来之门！
写于纪念北京晚报新星音乐会三十周年之际 (作者时任 北京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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