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歌剧到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后,会根据当地的语言、大众的审美进行融合,歌剧传播到中国也是一样的,应该‘洋为中用’。”歌唱家廖昌永说,“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作品缺少中国艺术家的推广,那它就永远发展不起来。”
10月23日,在上海大舞台举办的“中国声音·庆世博·廖昌永2010大型演唱会”将呈现廖昌永近年对“跨界融合”的音乐形式所做的一些探索。
早报记者 梁佳
谈及此次演唱会,廖昌永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经典的歌剧唱段,他特意在节目单上增加了《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中国民歌以及《怀念》、《绿叶对根的情意》等流行歌曲。
1996年至1997年,廖昌永先后获得图卢兹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大奖、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第一名和挪威宋雅王后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在外界对中国声乐并不了解的年代,那些连续夺冠的奇迹也让外国艺术家对中国音乐有所了解和期待。从2007年发行的跨界专辑《情释》到今年新出的专辑《海恋》,廖昌永作品中的多位词曲作者都是中国当代的作曲家,用美声演绎民族与流行乐,或刻意融入少数民族音乐演唱特点。由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作为“教育家”的他与学生经常做的“试验”就是开拓民族声乐与美声的边界。
早报:这次的演唱会和以往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
廖昌永:在体育场馆做音乐会和在音乐厅不一样,要考虑大众的口味。用美声来唱中国民歌和流行歌曲是一种“过渡”,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古典乐是什么。我觉得,古典乐要在中国有更多的听众,就让它和中国的东西相结合。对于中国美声歌唱家来说,不能只是唱西方音乐,简单复制。音乐家的责任一方面是介绍外国作品,另一方面也要多唱现代作曲家新创作的作品,并且介绍到国外,让国外的听众了解中国音乐的动态。
早报:在融合的时候,用美声演绎民歌作品在技巧上面有什么困难?
廖昌永: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属于两个系统。前者发源于教堂音乐,音色圆润、发音松弛、声音有弹性,有复调合声,后者则起源于民间戏曲,包括川剧、粤剧、黄梅戏等地方戏,是单旋律的。融合的时候,要保证在字正腔圆的基础上,去掉一些互相冲突的音色,来形成一种“中国式的美声”或者“中国式的歌剧”,成为一种特色。
早报:民族声乐也一度遭遇发展瓶颈的尴尬境地,这种融合是否可以成为拓展声乐的一种方法?
廖昌永:音乐发展到一个阶段容易被“圣经化”,产生一种固有的模式。拓展声音也不是简单地用“民族+美声”的机械拼贴方式。这种探索很多人在做,现在只是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我觉得,无论是古典还是当代的作品,都应该是表达大多数人的情感的,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流派也是跟人的情绪、社会的背景相关联的。
早报:一些您演唱的跨界作品,如《天边》、《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都出自于呼伦贝尔作曲家乌兰托嘎(《吉祥三宝》的作曲),您是否对蒙古族作品有特别偏好呢?
廖昌永:这些作品对我而言都是熟悉的曲目,男中音的音域也特别适合演绎这些作品。蒙古族属于游牧民族,与大自然非常亲近,表现的苦难与欢乐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而是人与自然的,作品风格苍凉,和其他农耕民族不一样。它其实挺西方化的,且音域宽广,另外它的发声方法和美声很接近。另外,如《一杯美酒》 、《怀念》这类情歌,都是抒情性的情歌,和我的嗓音特点比较适合。我希望能做一个系列的作品,内蒙古只是第一站,这段探索之路还很长。
早报:这种融合的关键点在哪里?
廖昌永:最近我在看与傅抱石相关的书籍,他对山水画的贡献在于提出“时代在变,笔墨也要变”,不能拷贝。美声本身是曲高和寡的一种艺术形式,古典、巴洛克、浪漫、写实,音乐创作在变化,演唱者也应该根据作曲技法共同进步变化。意大利歌剧到了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后,会根据当地的语言、大众的审美进行融合,歌剧传播到中国也是一样的,应该“洋为中用”。
画家傅抱石曾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容纳他国文化,但同时它又非常坚强地要保护本土文化,我觉得在音乐界也是如此。
早报:您在排定演出曲目的时候还做了市场调查?
廖昌永:艺术家不能排斥市场,也不能迎合市场、流于低俗,而是引领市场。特别这次音乐会,推翻了许多次排定的曲目,要挑老百姓喜欢的,品味又高的作品。
一开始,曲目一半中国的、一半外国的,比如《哈姆莱特》、《唐璜》、《费加罗的婚礼》的一些选段,是代表声乐高度和演唱技巧难度的经典作品,但对中国听众来说,有两重隔阂——语言和文化。乐界能够欣赏这些东西,但老百姓可能不太能接受。
讨论中国的声乐,特别是演唱这块,要考虑到大众喜欢听什么,小众的不见得就是高雅的,但也不能低估大众的审美品位。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法来传播音乐,从喜欢一首流行乐曲,到发现美声唱法的优美之处,然后进入更为宽广的古典音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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