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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摇滚商演不是坏事 交响和摇滚只隔一墙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5日01:54  新京报
text1 崔健

  不得不承认,崔健比起1986年登台唱《一无所有》时苍老了许多。看着他稀疏的头顶、微白的胡须以及松弛的眼袋,恐怕谁都会感慨岁月无情。但当老崔闷着头说着铿锵有力的话语时,你会发现其实他一直都是热血沸腾的。2010年12月31日,崔健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跨界,上演一台“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但这位摇滚教父早就玩跨界做导演了。谈及下部电影《蓝色骨头》,固执的崔健称,自己的片子不是给影评人赚稿费的,而是用来感动一些人,影响他们的一生。

  谈跨界 音乐没有边界

  新京报:有人说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的合作是跨界合作,但其实你多年前曾担任北京交响乐团小号演奏家,这次合作更像是一次“回归”。你对古典音乐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吗?

  崔健:除了时间上的改变,我对古典音乐的欣赏从来没有改变过。甚至我觉得摇滚乐和交响乐从内在的创作精神、演奏精神上都是相同的。古典音乐是具有很严谨传承的载体,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感情处理都是被前人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的。摇滚乐在这点是有区别的,它更当代。除此之外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不过,它们的情感,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

  新京报:什么原因让你有了摇滚乐混搭交响乐举办音乐会的想法?

  崔健:我们这台音乐会主要就是想证明一下音乐是没有边界的,只有好音乐和坏音乐。就像12月31日和1月1日只是两天的关系,根本不是一年的关系。我觉得交响乐和摇滚乐、爵士乐、民族音乐之间都只是隔着一层纸,这些音乐都是在表现灵魂所要释放的能量,当我们找到激情的时候,我们发现音乐就是一层纸,就像一年的关系和两天的关系一样。音乐就是在安抚灵魂和孤独者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的巨大空隙,当他们听到音乐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种空隙就不存在了。

  新京报:摇滚乐与交响乐同台合作,在国内是件新鲜事。这种全新的演出形式,你心里有底吗?

  崔健:表演技术上不存在任何压力,因为北京交响乐团和我的音乐团体都是非常成熟的。其实摇滚乐加交响乐在国外都不算是主流艺术,在国内就更是特立独行。确实在形式的结合上我们会有些压力,毕竟是第一次。

  现在演出曲目已经确定了,但是目前还在调整中,需重新做大量的编曲。根据市场需求,老歌肯定会唱,但是比较生僻的歌我们打算将交响乐发挥到极致。这个环节才是我最期待的。这次大部分资金的投入都放在音乐上,想看时装表演的观众就别买票来了。

  谈商演 “怒放”没改变什么

  新京报:最近两年音乐节呈“井喷”似的扎堆举行,但许多城市举办音乐节的动机并非是为了扶持音乐,而是看到了中间的商机。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崔健:首先证明了摇滚乐存在的价值,这是非常积极的。还有就是出现了市场竞争和专业技术方面的质量把关。在国外音乐节,实际上音乐市场和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科学化地区分匹配了这些资源。我想,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只能拉一把是一把,以这样的方式招揽人气,推销旅游景点。

  新京报:举办音乐节的目的不纯粹,你不介意吗?

  崔健:先开始不必有太苛刻的要求,多多益善,到时候自然就会显现优者生存的现象。赔钱的不能老赔啊(笑)。时间长了,我觉得政府也不会盲目地去滥用这些资源。还有一个原因,大型的户外活动必须得时代化,像电视晚会那个时期是靠大企业赞助,大量的赠票形式已经过时了。这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许摇滚乐在这一点上属于最适合这个大型户外活动的,从现场热烈程度和震撼力上都是最吸引目光的,别的音乐形式都不行。

  新京报:现在的音乐节也令不少摇滚音乐人在经济收入上得到了大幅提升。

  崔健:摇滚乐队有演出机会,生存环境就越好。但是内在的关系,还会有一些深层次的点可以关注。摇滚乐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引进国外大明星才可以支撑住年轻人的音乐活动?归根结底还是一些体制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真正地让年轻人去参与,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一旦你仔细去关注,会发现好多问题,这一点是好的。从音乐的审批上看,大家越来越感受到承认年轻人的存在,这点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而音乐界也不像电影界和电视界,要看剧本,去严格审查。我逐渐发现,上台的年轻人一旦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他们确实能表达出年轻人想要表达的东西。摇滚乐真正要跟社会互动,才会变得成熟,而并不是简单的表演形式,夹把吉他、打个鼓你就变成摇滚乐了。更重要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文化基础的活跃,这样存在的音乐节才有价值。否则跟大型晚会没什么区别。

  新京报:8月27日,中国摇滚界大腕都聚集“怒放”,令很多歌迷重温了当年的那份激情。许多歌迷质疑,这究竟是摇滚乐翻开新的篇章还是完美谢幕?

  崔健:说句实话,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大家不要添油加醋,这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演出而已,别自作多情。摇滚乐不会因为这场演唱会而改变什么,摇滚乐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还会有很多跟这个毫无关系的年轻人去做摇滚乐。

  谈电影 我有要打动的人

  新京报:你拍的电影多数是反映年轻的80后、90后的生活。你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他们的生活的?会不会跟年轻人有代沟?

  崔健:实际上没有这必要划清这个代沟。我们大量获取的精神补给,实际上都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这种资源不断地温暖你,让你觉得原来灵魂并不孤独。因为你发现那么多的人孤独的时候,创造出的作品一直在滋养着你。年轻人盲目地去划清代沟纯属是个市场,是八卦。

  新京报:《成都我爱你》参展威尼斯,不过未能在国内公映。

  崔健:没有公映的原因非常多,所有的商业片挤满了档期。而且中国电影产业也刚刚开始,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激情状态吧。比如说只看大片,看文艺片的人很少。实际上90%的片子都无法公映,更残酷的是,你片子拍完了两个星期后没有上,那么就等于死了。而不像国外,电影分级,有各种各样的公司长期积累的推广形式,观众总是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看的影片。但在中国,大部分电影只能买碟。

  新京报:文艺片在商业片的浪潮中被淹没,太过于意识流的电影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确实难以有立足之地。面对这样的大环境,你会做出怎样的改变,或者不变?

  崔健:我对自己下一部电影(《蓝色骨头》)的市场压力并不大,因为投资也不高,公司又很支持我,所以我几乎不考虑市场。但我希望它有一定的受众群体。我相信经常看电影的人会对文艺片进行关注,他们会认为文艺片是他们电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看商业片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写些影评啊,挣点稿费。实际上真正的电影不是给这些人看的。可能看了这部电影的人一个字不会说,也不会写,但是对他终生都有影响。这才是我们要打动的人。

  C08-C09版采写/实习生 张静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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