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阳刚：我们属于春晚更属于地铁站(图)
“旭日阳刚”在排练。
30岁的刘刚是一名流浪歌手，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打过零工，干过小买卖，后来在地下通道唱歌赚钱。45岁的王旭10年前从河南商丘到北京打工，烧过锅炉，后来到一家药材公司做库管。
对话背景
2011年春晚，最让老百姓期待的，不再是赵本山，而是唱红网络的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组合。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2010年底公布：“旭日阳刚”以34.1%的高人气位列网络投票第一名，这意味着央视兔年春晚的舞台上将出现他们的身影。
“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去年夏天，在北京郊区一处凌乱局促的出租屋里，流浪歌手刘刚拨弄着木吉他，与农民工王旭旁若无人地扯着嗓子吼出了这首融入他们生命的歌。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手夹香烟，酒瓶空置，仰头高歌，青筋毕现。这个酒后随兴合唱的歌曲，被人用手机拍下并发送到网上，其沧桑有力的歌声感动了许多人，视频点击率迅速飙升。两个农民工一夜走红，遂组成“旭日阳刚”。
“旭日阳刚”的人气越来越旺。他们先是上了央视新闻频道，接着又在去年11月“怒放”摇滚演唱会上海站中，应原唱汪峰邀请在8万人体育场演唱《春天里》。
“他们心里分明有一撮小火，离地半尺的神明如影随形，而那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数小人物的精神镜像。”一位网友在看了“旭日阳刚”的视频之后留下这样一段话。
日前，在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的化妆间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王旭进行了专访。
《春天里》已经融入到我们心里
记者：在电视上听到了你俩演唱的《春天里》，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这首歌唱哭了很多人，包括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你们是怎样选上这首歌的？
王旭：我一听这首歌就喜欢上了，不是特意选的。在地铁里唱的时候，总有人停下来听，有人走过去了，又折回来听。《春天里》我基本上天天唱，感觉里面的歌词很符合我的一些生活状态。比如说“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这些场景我在现实生活中都经历过。还比如“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包括“内心寂寞的春天”，这些我也有。我和刘刚当初合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平常、很自然、很随意。
记者：《春天里》是音乐人汪峰的一首老歌，你觉得你们的演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旭：这首歌已经融入到我们心里去了，这首歌原本就是给飘着的人、流浪的人写的。听了我们的演唱后，汪峰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的演唱达到了我创作的终极目标。”
记者：听说，走红的视频是当时朋友无意中录制的？
王旭：我和刘刚都在地铁里唱歌，熟悉了以后，我经常会到他租的房子来，见个面，聊聊天，吃点东西，说得高兴了就会随便找首歌唱起来。那天和平时一样，我来到刘刚的住处，屋里挺热，我俩就光着膀子开始唱汪峰的《春天里》，很忘我，很享受。当时我的朋友在一旁用手机悄悄录像，我俩也没搭理他。第二天视频被传网上了，我给他打电话说你快给删了，他也没删。一下子就这样了。
记者：当你们知道自己翻唱的歌曲走红网络，被那么多人关注和喜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王旭：有时候感觉像做梦一样。也许是老天眷顾我们，身边这样漂在北京弹琴唱歌的哥们儿中还有好多人跟我们一样有着共同的梦想。
在地铁里，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记者：“旭日阳刚”是你们自己取的？
王旭：不是，是一个好朋友给起的。我们一个叫王旭，一个叫刘刚，“旭日阳刚”象征着我们越来越好的意思。我们两个都在地铁里唱歌，有一次我去晚了，刘刚正在那唱。我就想排在他的后面，他扭过头对我说，“我后面还有人排着呢！”于是我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没有想到我们又在别的地方因为抢地盘见面了。于是，我们两个就各唱各的，互不干扰，他喜欢唱齐秦、许巍的歌，我喜欢唱崔健、汪峰的歌。我们都以唱歌为乐，会唱的歌有上千首，唱着唱着就走到一起，很自然成为了朋友。
记者：你第一次到地铁唱歌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起来吗？
王旭：记得很清楚，是2003年9月的一天。我从小就喜欢音乐，16岁的时候用45块钱换来我们县城的第一把吉他。来北京之后，没有地方唱歌，嗓子憋得难受。有人告诉我说，去公主坟地铁唱，那音响效果好，来来往往的人多。我就背着自己的破吉他，骑着自行车哐哐当当地去了。我找了一个角落，把吉他套很随意地往地上一铺就开唱了，唱完收工的时候，发现居然有人给钱，那天晚上我挣了八块，八个一块钱一张的票子，心里那叫一个美！
记者：在地铁站的过道里和在灯光璀璨的舞台上唱歌，感觉有何不同？
王旭：在地铁里，我往那一站，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唱得自己心里特爽！在舞台上，灯光璀璨，话筒和吉他都是最棒的，但面对的观众是固定的，我们感觉很省事省劲。
记者：成名后，还到地铁里唱过歌吗？
王旭：回公主坟地铁唱过两次。抱着熟悉的吉他站在熟悉的地点，感慨万千，特别想唱那首《北京，北京》，“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此时此刻，那是我心里想说的。
请在农民工后加上“歌手”
记者：联系到你们挺不容易，是不是成名之后找你们的人太多了？
王旭：数不清的媒体来找我们，甚至有人给我河南老家的妻子打电话，把她吓坏了。这种状态，也把我们以前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以前生活很有规律，现在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安排演出，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了，感觉确实很累。现在一走在大街上买点什么东西，都会被人认出来，跟以前不一样了。
记者：在外人眼里，成名后你们飞机也坐了、酒店也住过了，还有机会受邀参加各种活动，你们也搬离了曾经的蜗居，与别人合租住进条件更好的公寓。是否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王旭：其实，我们还是我们。我搬家的原因是原先租住的房子被拆迁了，而刘刚是为了躲避络绎不绝的媒体记者和陌生朋友。我们受邀参加的活动90%是公益性质的，比如到上海、杭州、宁波的演出都是随团去慰问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我们有今天得益于关爱我们的人，只能全力回报。
记者：你介意别人称呼你“农民工”吗？
王旭：不介意，但后面最好加上“歌手”两个字。
我还想对人们说，地铁里依然有很多流浪歌手在唱歌，很执着，很认真，你们从那里走过的时候，不要瞧不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