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叶小纲同窗相聚：选择做音乐就别无选择
刘索拉
刘索拉涉猎广泛，除了音乐和写作，还曾以编剧和主演（右）身份出现在电影《无穷动》里
叶小纲与张艺谋在两会上讨论问题。相比于游走状态的刘索拉，他“体制内”的一面十分明显。图/CFP
叶小纲
接受新京报(微博)采访时，离北京现代音乐节(微博)开幕音乐会还有不到24小时，担任艺术总监的叶小纲已几近透支。学生告诉我们：“叶老师睡着了”。为了音乐节，这些天来叶小纲一直超负荷忙碌，头天晚上四点才睡，早上起来又忙了一天，“必须睡会儿”，于是他在办公室里架了张桌子打起盹来。过了不多久，刘索拉神采飞扬地走出电梯，戴着漂亮的琉璃长链，助理手里还拎着洪晃店里的袋子。两人见面后，叶小纲似乎恢复了些元气，对话在他的副院长办公室里开始了。
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这也是两人最早相遇的地方——他们是1978年入校的作曲系同班同学。三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和郭文景、谭盾(微博)以及瞿小松并称为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的叶小纲已经成了这个学校的副院长，大家眼中的他稳妥、保守，但作品里的他依然会焕发出不同的神采。刘索拉则依然是不羁的跨界才女，在不同领域功成名就，且依然保持着迷人个性，嬉笑怒骂，不会给任何人留情面。
两人这次相逢，是为了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第十届北京现代音乐节，以及他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喜马拉雅之光》，刘索拉还要主持论坛、上演自己的作品《自在魂》。他俩把这个音乐节形容成“一年一度的同学会”，老同学郭文景、陈其钢(微博)、谭盾，都曾在音乐节上用作品对话。当年为了音乐走入这所学校的少男少女，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后，依然能因为音乐而凑到一起。他们都说，“再也不会有这么一届同学像我们当时那样了。”
刘索拉
音乐家、作家。195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她的音乐创作游走于歌剧、音乐剧、交响乐、蓝调、摇滚、电影配乐等不同门类之间，代表作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电影配乐《无穷动》《十三棵泡桐》等。身为作家，刘索拉曾以小说《你别无选择》而轰动一时。此外，她还参与到电影剧本创作和表演中。
上道原因
为“改变命运”和“生活有劲”
文革给他俩带来了不同影响，叶小纲下定决心要去考音乐学院以摆脱工厂生活，刘索拉却为家里钢琴被抄走而高兴。
叶小纲：说起来算是音乐世家，但家庭并没给我什么压力。父母从没打着我要我学琴，是我自己弹琴弹到父母都要跳楼了(笑)。我家就一间房子，每天在家练八个小时，夏天，我父母就坐在阳台上不进来，我弹到楼下都拿竹竿顶我们家天花板，邻居都受不了了！
我真正下定决心学音乐，是因为文革被赶到工厂去，感觉唯一能改变自己命运的就是音乐。后来参加了工厂的文工团，经常不上班去排演，我的活儿都是别人干的——我到现在还特别感激那些人，大家也为我高兴，我现在也有名了。如果那时人都像现在这么坏，那这事儿就办不成了。
刘索拉：我和你完全不一样！我都是被打着才去弹琴的，当时抄家，把钢琴抬走了，我还说“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我这个人比较叛逆，1971年我就去考音乐学院了，背着一吉他进考场，老师也挺喜欢我，我说：“嗯，我进来考试”，后来没要我，因为家里的关系，政审没合格。我就急了，再考，非得再上不可，所以咱们这届(78届)我又来了。不过就我这性格，一考上了，我就觉得没劲，不想干了！
同窗故事
上学时较劲，工作后互相认账
那一届班里什么类型的人都有，虽然上学时“使劲拱”，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了这个音乐节，全班的腕儿们全能聚齐。
刘索拉：我记得我还教你们跳交谊舞来着。
叶小纲：你当时不算坏学生，我也不算特别好的。你记得吗，有个同学会提前把下两周的课都预习了，老师一提问她准会，弄得我们特别丢人。那才算好学生呢。
刘索拉：竞争特别强，我觉得你们上学(指记者)都不会经历那种，特别蔫的比赛都使劲拱，后来我说退学算了，这帮人真累。年轻时恨不得谁都看不上谁，后来都有自己的成就，会互相帮忙，互相欣赏。
我们班有几个特别叛逆的，老在一起玩。二年级时我们班举行了一次特别轰动的叛逆性的音乐会，叶小纲弹钢琴踩踏板时就跟摇滚乐一样，当时我觉得特震撼。我们对好学生的定义是“才华横溢”，我们班郭文景、瞿小松和叶小纲，都是这样的好学生。
叶小纲：你知道我当时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儿吗？是你的北京话。我和郭文景、瞿小松都是南方的，我们那儿米都是甜的，你一说北京话，我们都觉得特有意思。有次你说，一个女的把她男朋友给“蹬”了，我们都觉得这么说话特别有劲。还有一次，咱们一起去看展览，没人看着，我们就一起冲进去了，管理人员说：“你们怎么不买票”？我把衣服一脱就冲进去了。调皮捣蛋的时候多着呢。 刘索拉：别人可能觉得我们的毛病都挺大，但我们之间看着对方特了解。我们特别抱团，以前没见过这么好的同学，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跟老师关系也很好，毕业时系主任都哭。这次是第十年的音乐节，我们班的人都在。很少能找到一个班级像我们这样，上学时互相较劲，工作以后还互相认账。
叶小纲
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1955年生于音乐世家，四岁起随父亲学习钢琴。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他曾为歌舞剧、昆曲、电影、电视剧等配乐。其代表作包括电影《人约黄昏》、《半生缘》，昆曲《贵妃东渡》，电视剧《玉观音》。2008年郎朗(微博)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弹奏的《星光》一曲，也是他的创作。
性格分析
穿得人模狗样去开会，但那不是他
毕业后，刘索拉在各国、各领域自由纵横；叶小纲的发展道路和表达载体则相对保守和集中。但叶小纲说，如果有人找自己写流行音乐的话，也会拼了命去写的，身为副院长、处在体制中，反倒更不服输。
叶小纲：这么多年，除了音乐，我也想过用不同载体表达。比如，舞台上的音乐和影视音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载体，影视音乐能快捷、直接地进行感情煽动，最快地给观众造成印象，这是人类艺术的一部分，也是很高级的。我喜欢看书、听音乐、写点小文章，这些都能为我的艺术终极目标服务，我还写过昆曲，昆曲你不能现代吧？要推陈出新，不推陈，新也出不了。
我是一个心气儿特别高的人。没人找我写过流行音乐，但如果有人找我写的话，我拼了命也会写，而且你拍得越重，我蹦得越高。这个性格怎么造成的？这是时代造成的。小年轻才不这样，他们是——我躲着你走，正面上不去我侧面上去，我不走这条道了。
刘索拉：我跟年轻人一样。
叶小纲：你跟我不一样。
刘索拉：我跟你一样，我“文革”的时候也很困难。可能是你现在在体制里。
叶小纲：对，我在体制里。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反过来也成就了我这种性格，不服输，越想怎么着我越蹦高，心气儿高。如果我天天跟门德尔松似的那么顺，他的音乐就是阳光灿烂，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
刘索拉：叶小纲是在体制里工作的人，他挺会被体制拧成一种样子的，他得顺从这个东西往下走。他的音乐在二年级时有那样的声音，还有他毕业作品，那些是他与众不同的东西。但他特别在意社会，他要人知道他能干这一行，其实没必要。他在体制内，得穿得人模狗样去开会，但那不是叶小纲，你得听他的音乐，音乐是真实的自我。形容音乐家，穿什么衣服、过什么生活，都不是重点，你得听他的音乐。有时候我给他写词挺忧心的，别用不好的词把你这音乐弄坏了，他的音乐本质是特别好的。有时候音乐是透明的，词不是透明的，一定要词合适音乐。
叶小纲：这话说得有点敏感，我就不说了。你(指记者)就写“此处省略三百字”好了。(笑)
刘索拉：就别让他说了，我都替他说完了。
环境迷思
没听说写音乐挣了几千万
对于当下国内音乐环境，刘索拉和叶小纲都不太乐观。身处教育一线的叶小纲认为艺术教育必须改革；而在国内外音乐环境中游走多年的刘索拉在吐槽外也提出，音乐普及教育得在中小学完成。
叶小纲：我是真喜欢学生，碰到好学生特别高兴。也可以说是社会责任感，但出发点不是，包括做音乐节，都是非常感性的。现在的孩子长大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也有很聪明的孩子，作品比我们上大学那时好多了！
刘索拉：现在学音乐的孩子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多其实都是得过且过吧，失去了最早对音乐的热情，最后可能连热情都没有，彻底迷失了，尤其走到社会以后，对音乐的专业才能没有足够的重视。
叶小纲：我们现在的艺术教育体制实际上是从苏联学来的，再往下走，我觉得有很大问题，应该说，已经到了比较危急的时刻。国家的投入是越来越多了，但真的把学校做到世界一流，十年内还是做不到，再给一倍的钱也做不到。有种说法是，中国的艺术教育就像一艘船，一直在漏油，但是我们不修船，反而一直在加油。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做不到的就真的做不到。
刘索拉：在国外做音乐，你可以全心想你音乐的质量，在这儿就有太多别的事了，这对下一代特别耽误。反正我们就这样了，但现在的孩子被耽误，我看着就特痛心。这可能跟中国的风气有关。
以前“四大才子”特别红的时候，有谁听过他们的音乐？以前听音乐会是时髦，然后他们就变成明星了，但是最后他们的音乐谁都不知道，非常奇怪。大家都知道孟京辉(微博)的剧本，会为《恋爱的犀牛》哭，我们这个社会接受语言还是很快的，但音乐方面的都是八卦。中国没有音乐的普及教育，这些教育应该在中小学就完成了。
叶小纲：没办法，音乐就是这样。美国的音乐剧大家里，有些很有钱，但中国有些音乐的版权问题都还没好好解决，对音乐的尊重还不如对文字的尊重。大导演拍一部电影挣好几千万，从没听说谁写音乐挣了好几千万的，不倒贴就不错了。
刘索拉：决定做音乐了就别无选择，就这样吧，你不能被社会左右。之所以我们班同学到今天还能抱团，就是已经决定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坚持艺术是生活的方式，没有什么可想的。
■ 解读新作
写出人生百态的东西
叶小纲：以前我写过很多西藏作品，但这次做的《喜马拉雅之光》不同于我所有的作品，它赤裸裸地面对世界那么高的、安静的地方，静谧得没有声音，还有藏民的质朴。环境造就了他们生下来就是要追求来世、信仰宗教。
刘索拉：叶小纲的作品，各种风格里有一种风格，就是“大旋律”，是老百姓能听的。有一次他在美国组织一个节，有一个作品，人家没说是叶小纲写的，但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上学时风格就特别明显，没人有这种声音。
叶小纲：这是基因，改不了。像卡梅隆，他也拍了很多很好玩的电影，但他人的成功经验也还是借鉴的。《喜马拉雅之光》我还是想做和其他不同，想写出那种百态的东西来。比方说，现在的昆曲都是写两个人见了之后怎么爱了，到后花园去做爱，其实汤显祖当时写《牡丹亭》都是在写社会百态，众生相写得非常深刻。男欢女爱都是很表面的东西，重要的是背后的生存状态。人生很深刻，我就是在这么个社会百态中折磨过来的。
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实习生 文逸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微博)冰(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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