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人来说,艾尔肯(微博)这个名字也许还比较陌生,但在关注新疆音乐的人眼中,艾尔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腕,他把新疆传统音乐和弗拉明戈吉他相结合,玩得雅俗共赏,而一首《巴郎仔》也曾在新疆红遍大街小巷。
发行过六张专辑、上过数次春晚后,2008年,艾尔肯选择了消失,远赴西班牙进修吉他后,又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一年作曲。今年,有了可爱三胞胎的艾尔肯重新出发:7月7日,他将在保利剧院举办演唱会,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原创作品。
十年前,艾尔肯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走出西域的刀郎(微博)》,没过多久,赶上了“刀郎热”,不少人把他和另外两个刀郎相提并论。如今,重提起当年的“刀郎”乱象时,他依然坚持认为:“歌手刀郎和真正的刀郎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于“刀郎” 我都不敢随便起这个艺名
新京报(微博):不少人觉得你和刀郎的音乐有相似之处。
艾尔肯:完全是两回事。
新京报:也有拿到一起说事的时候,比如试听网站上你们的名字常一起出现。
艾尔肯:这事儿说起来就比较远了。对我来说,刀郎就是一种音乐形式,最通俗地讲,就是跟京剧、评剧差不多的特殊的文化形式、文化遗产。刀郎音乐有九个套曲,还有刀郎绘画,刀郎也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我就是在刀郎地区长大的,但我都不敢随便起这个艺名,或者随便改编那些民歌,因为我觉得这是民族留下来的精粹,不能瞎用。
2004年时有两个歌手,一个叫刀郎,一个叫西域刀郎,有媒体把我也扯到“刀郎现象”里,因为2002年我发行过一张专辑叫《走出西域的刀郎》。我当时跟记者说起刀郎文化,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有义务和责任跟大家说清楚刀郎到底是什么,但登出来全是“三个刀郎在争刀郎这个名字”,然后我就不接受采访,也不说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人家的一种宣传方式,大家关心的是一个明星,而不是一种文化。
新京报:那你怎么评价歌手刀郎的音乐?
艾尔肯:和真正的刀郎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刀郎音乐是原生态的,就像蒙古长调一样,其他民族的人很难掌握。当然,他的音乐有自己的特色和听歌群体,老百姓喜欢,都是挺好的音乐,只是我觉得刀郎这个词不应该乱用,这是原则问题。
新京报:歌手刀郎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是不是心里有点愤愤?
艾尔肯:就像一个美国人起了个艺名叫“京剧”,但唱的东西跟京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能接受这个吗?可能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我不反对人家用这种形式来推广新疆的音乐,毕竟通过这件事,大家对于刀郎文化有了一点认识和关注,也不是什么坏事。
关于创作 起码不能跟着流行话题走
新京报:你的歌里最流行的是《巴郎仔》,编曲挺好的,但歌词里“姑娘能不能给我QQ号码”“大恐龙小青蛙”之类的,也太直白了。
艾尔肯:那是2002年的歌嘛,那会儿刚有网络,自己又年轻,就写点直白的歌词,而且这是快乐的歌曲,就应该是这样的。去年我到五棵松体育馆看演唱会,门口几百人跳秧歌就放这首歌,我觉得太滑稽了,不过那种快乐的感觉也确实比较吻合。
新京报:这首歌当年在新疆火到什么程度?
艾尔肯:第一张专辑按正版的量算,有十几万张。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就消失了?
艾尔肯:当时感觉像被掏空了似的,就觉得该充充电。然后就去了西班牙学弗拉明戈吉他,还去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一年作曲。
新京报:是因为有过浮躁或者膨胀的时期?
艾尔肯:我也膨不起来,我这么瘦!(大笑)因为我觉得音乐人应该有所积累。年轻时玩的音乐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实验,三十岁往后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出来。
新京报:你不希望自己只是歌手或是乐手,要奔着“艺术家”的路子走?
艾尔肯:对。不能一首歌火了就靠着它吃老本。起码不能跟着流行话题走,比如今天欧洲杯了,就写一首跟足球有关的歌,或者地震了,就写一首地震的歌。我不是那种“文艺工作者”。
我发第一张唱片时就有公司找我合作,给我一个单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都是内地熟悉的新疆民歌,让我按那个风格重新编曲。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
如何造出三胞胎?
我家族里有双胞胎的基因,但生出三胞胎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别人问起秘诀,我都告诉他们说“多吃抓饭”,哈哈。
我都是自己带孩子,他们一哭我就跑去冲奶粉,可能别的男人很少会喂奶、换尿布,但我特别会做这些,本来我就是宅男嘛!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头衔:超级奶爸!
■ 从艺之路
都怪齐秦(微博)啊
我从13岁就开始弹吉他。我爸是一个校长,学校当时买了把古典吉他,但没人会弹,我就每天听带子、扒带子,自己琢磨,吉他就是这么学来的。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也是宅男,练琴刚好让我找到了在家自己玩的乐趣。后来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学经济学,有天去看齐秦的演唱会,买了一张三百多的票,看完特别兴奋,回宿舍才意识到,一个月生活费没了。那就找个酒吧唱呗!
一开始父母觉得我到酒吧唱歌有点不务正业,但我来北京的第三个月就能自己赚生活费了,唱一晚上能赚八十块、一百块,一个月下来,赚的钱能看两场演唱会了(笑)。
毕业后我回新疆当了几个月的公务员,当时20出头,正是热血青年,觉得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没法适应,就又来到北京发展。其实我从小就不是叛逆的孩子,也不是背着琴就走的那种,我跟父亲商量说给我两年时间,一边学习一边搞音乐。
做了“北漂”,也住过一段时间地下室,但好在上学时有演出基础,后来我就搬到三元桥了。在酒吧里唱,也给活动唱,慢慢就有了积蓄发唱片——第一张专辑花了十几万吧,当时也算挺不错了。口述:艾尔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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