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艾尔肯：刀郎是音乐形式不该乱用
成为三胞胎之父后，艾尔肯晒出娃照与大家分享喜悦
带孩子已经成为艾尔肯的乐趣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艾尔肯(微博)这个名字也许还比较陌生，但在关注新疆音乐的人眼中，艾尔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腕，他把新疆传统音乐和弗拉明戈吉他相结合，玩得雅俗共赏，而一首《巴郎仔》也曾在新疆红遍大街小巷。
发行过六张专辑、上过数次春晚后，2008年，艾尔肯选择了消失，远赴西班牙进修吉他后，又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一年作曲。今年，有了可爱三胞胎的艾尔肯重新出发：7月7日，他将在保利剧院举办演唱会，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的原创作品。
十年前，艾尔肯发行了第一张专辑《走出西域的刀郎(微博)》，没过多久，赶上了“刀郎热”，不少人把他和另外两个刀郎相提并论。如今，重提起当年的“刀郎”乱象时，他依然坚持认为：“歌手刀郎和真正的刀郎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于“刀郎” 我都不敢随便起这个艺名
新京报(微博)：不少人觉得你和刀郎的音乐有相似之处。
艾尔肯：完全是两回事。
新京报：也有拿到一起说事的时候，比如试听网站上你们的名字常一起出现。
艾尔肯：这事儿说起来就比较远了。对我来说，刀郎就是一种音乐形式，最通俗地讲，就是跟京剧、评剧差不多的特殊的文化形式、文化遗产。刀郎音乐有九个套曲，还有刀郎绘画，刀郎也是一个部落的名称。我就是在刀郎地区长大的，但我都不敢随便起这个艺名，或者随便改编那些民歌，因为我觉得这是民族留下来的精粹，不能瞎用。
2004年时有两个歌手，一个叫刀郎，一个叫西域刀郎，有媒体把我也扯到“刀郎现象”里，因为2002年我发行过一张专辑叫《走出西域的刀郎》。我当时跟记者说起刀郎文化，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有义务和责任跟大家说清楚刀郎到底是什么，但登出来全是“三个刀郎在争刀郎这个名字”，然后我就不接受采访，也不说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人家的一种宣传方式，大家关心的是一个明星，而不是一种文化。
新京报：那你怎么评价歌手刀郎的音乐？
艾尔肯：和真正的刀郎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刀郎音乐是原生态的，就像蒙古长调一样，其他民族的人很难掌握。当然，他的音乐有自己的特色和听歌群体，老百姓喜欢，都是挺好的音乐，只是我觉得刀郎这个词不应该乱用，这是原则问题。
新京报：歌手刀郎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你是不是心里有点愤愤？
艾尔肯：就像一个美国人起了个艺名叫“京剧”，但唱的东西跟京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能接受这个吗？可能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我不反对人家用这种形式来推广新疆的音乐，毕竟通过这件事，大家对于刀郎文化有了一点认识和关注，也不是什么坏事。
关于创作 起码不能跟着流行话题走
新京报：你的歌里最流行的是《巴郎仔》，编曲挺好的，但歌词里“姑娘能不能给我QQ号码”“大恐龙小青蛙”之类的，也太直白了。
艾尔肯：那是2002年的歌嘛，那会儿刚有网络，自己又年轻，就写点直白的歌词，而且这是快乐的歌曲，就应该是这样的。去年我到五棵松体育馆看演唱会，门口几百人跳秧歌就放这首歌，我觉得太滑稽了，不过那种快乐的感觉也确实比较吻合。
新京报：这首歌当年在新疆火到什么程度？
艾尔肯：第一张专辑按正版的量算，有十几万张。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你就消失了？
艾尔肯：当时感觉像被掏空了似的，就觉得该充充电。然后就去了西班牙学弗拉明戈吉他，还去了中央音乐学院学了一年作曲。
新京报：是因为有过浮躁或者膨胀的时期？
艾尔肯：我也膨不起来，我这么瘦！(大笑)因为我觉得音乐人应该有所积累。年轻时玩的音乐只是成长过程中的实验，三十岁往后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出来。
新京报：你不希望自己只是歌手或是乐手，要奔着“艺术家”的路子走？
艾尔肯：对。不能一首歌火了就靠着它吃老本。起码不能跟着流行话题走，比如今天欧洲杯了，就写一首跟足球有关的歌，或者地震了，就写一首地震的歌。我不是那种“文艺工作者”。
我发第一张唱片时就有公司找我合作，给我一个单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都是内地熟悉的新疆民歌，让我按那个风格重新编曲。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
如何造出三胞胎？
我家族里有双胞胎的基因，但生出三胞胎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别人问起秘诀，我都告诉他们说“多吃抓饭”，哈哈。
我都是自己带孩子，他们一哭我就跑去冲奶粉，可能别的男人很少会喂奶、换尿布，但我特别会做这些，本来我就是宅男嘛！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头衔：超级奶爸！
■ 从艺之路
都怪齐秦(微博)啊
我从13岁就开始弹吉他。我爸是一个校长，学校当时买了把古典吉他，但没人会弹，我就每天听带子、扒带子，自己琢磨，吉他就是这么学来的。我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也是宅男，练琴刚好让我找到了在家自己玩的乐趣。后来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学经济学，有天去看齐秦的演唱会，买了一张三百多的票，看完特别兴奋，回宿舍才意识到，一个月生活费没了。那就找个酒吧唱呗！
一开始父母觉得我到酒吧唱歌有点不务正业，但我来北京的第三个月就能自己赚生活费了，唱一晚上能赚八十块、一百块，一个月下来，赚的钱能看两场演唱会了(笑)。
毕业后我回新疆当了几个月的公务员，当时20出头，正是热血青年，觉得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没法适应，就又来到北京发展。其实我从小就不是叛逆的孩子，也不是背着琴就走的那种，我跟父亲商量说给我两年时间，一边学习一边搞音乐。
做了“北漂”，也住过一段时间地下室，但好在上学时有演出基础，后来我就搬到三元桥了。在酒吧里唱，也给活动唱，慢慢就有了积蓄发唱片——第一张专辑花了十几万吧，当时也算挺不错了。口述：艾尔肯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康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