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某一天，一辆载着40英尺集装箱的卡车开进了瑞士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停在了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朱亦兵的家门前，249个打包好的箱子和很多家具被一个个整齐得安放到集装箱内。这种阵势把邻居们吓了一跳，因为谁也没见过私人搬家需要动用集装箱车的。这些大到桌椅灯具，小到孩子床上装饰品的家当是朱亦兵20多年瑞士生活的印记，尽管也许要面临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关税，但这个“家”还是要跟随他回到中国。从荷兰鹿特丹的港口出发，7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后，这个满载近20吨家当的集装箱出现在了北京的长安街上……

　　至今还有人觉得朱亦兵一定是疯了，天堂一样的瑞士、著名交响乐团的首席职位、拿着欧洲乐团中数一数二的高薪、一家人享受着高福利的生活，一切都那么优美和谐，就这样扔了！回到中国的朱亦兵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大提琴重奏组合，9年来在几十个城市的学校、机关、企业进行了200多场公益演出，曾经坐了50个小时的火车去西藏，也爬上过机场调度室的塔楼。有舞台就演，没舞台也坐在那演，直到有人过来听。朱亦兵一点都不否认9年前的回国是一次冲动，而且是人生中第一次冲动，“以前的生活都是用脑子精密计划的，那次的决定是我第一次用本能操作自己，这才发现本能是多么美好。”“有多美好？”“这9年我在活着，醒着活着”，朱亦兵说。

　　“特别早接触乐器，特别晚喜欢音乐”

　　从小朱亦兵就会被人多看几眼，因为他并没有长着一副标准的中国脸。朱亦兵的姥姥是瑞士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与朱亦兵的姥爷相爱，随后回国定居，生女王耀玲。女儿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授，与大提琴教授朱永宁结为百年之好，再有了朱亦兵，于是朱亦兵有了四分之一的瑞士血统，于是从小朱亦兵就被人当成俄罗斯小孩。有人说他长得像童年的莫扎特。

　　朱亦兵说他是一个“特别早接触乐器，特别晚喜欢上音乐的人”，在家庭的熏陶下，朱亦兵从小就被关在琴房练琴，但他偏偏对音符不感兴趣，却喜欢历史、体育、动物等一切音乐之外的东西，不过天资聪敏的朱亦兵还是成为了“音乐神童”，12岁就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大提琴唱片，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连续5年10个学期同时获三好与全优生，上世纪80年代初就能拿到500元奖学金。1983年就到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深造，1989年23岁的朱亦兵又考上了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成为当时欧洲传统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大提琴首席，那一年他的薪水折合人民币150万元。此后的20年，他随乐团走遍世界各地，过着充实、立体而全面的艺术生活。

　　“这么多年自己从来没真正看到过音乐”

　　2004年前的朱亦兵以为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了，“我就像飘在水上的小纸船，不管情愿不情愿，努力不努力，生命之河都在带着我往前走，转眼间人生就过了半程”。突然有一刹那朱亦兵想停下来转身看一看，却发现这么多年的生活就像玻璃片，易碎，无魂，“自己仿佛从未动过脑子”。这时朱亦兵想起17岁时他的法国老师说的，“拉琴和搞音乐不是一码事，你要来跟我学拉琴就没必要了。”“当时这句话像泥巴一样扔在我脑袋上，完全不知道其中含义，因为那时我还没有用心感受事物的习惯，就像我们现在的教育，一切都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朱亦兵指指自己的心口，“我们是从规矩、纪律和管理开始的，但这不是根本，根本的是人心。”

　　让朱亦兵对待音乐和几十年手里摸的大提琴产生思考的，是他在德国指挥了5年大学生乐团的经历。“这些大学生都是爱好者，没有一个是音乐专业的，但是他们的修养、素质和对艺术的追求与渴望是我从未见过的，他们的热情和对情感释放的需求让我觉得音乐原来是这么有用。”古典音乐在德国根深蒂固，大学生对音乐素材地了解让朱亦兵这个非常好学的人都自愧不如，“我会拉舒曼的交响曲，我可以拉得很美，让他们赞叹不已，但他们却知道这个乐曲是根据歌德的诗写的，而我却并不了解，我拉的好又怎么样？我如果知道那个诗词岂不是更美？”，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朱亦兵忽然对音乐有了深层次感悟，“以前我觉得完成了任务，而且比别人更快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就是优秀的，原来不是那么回事。琴技如何、挣多少钱、享受多么好的生活突然都不重要了，音乐才是出发点和终结点”，整天被音乐包围的朱亦兵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看到过音乐。

　　“光明正大出来，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回去”

　　即使在内心里对音乐和人生的看法有了巨大变化，朱亦兵也从未想过回国这件事，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次深深的绝望。“1987年我即将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当时我一腔热血想回国汇报，可几乎半个世界的人都在警告我，‘你还是不要回去，谁知道回去会发生什么’，因为那个年代别说回去了，很多人还没出来呢。我光明正大出来，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呢？”朱亦兵没听劝，义无反顾的回到了中国。

　　回来的十天还算顺利，朱亦兵在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开了独奏音乐会，万万没想到回法国的那天出了状况。“我回来这些天刚巧出了一个政策，要求回国人员重新到公安局申请再出国许可证，当时我没有途径知道政策的变化，海关工作人员也没搞明白，我就被拦在了海关外面”，回想那天的场景，朱亦兵形容为“各种混乱、各种争吵、自己的彷徨、别人的同情掺杂在一起，当时连我乘坐的法航飞机飞行员都亲自从飞机上下询问情况，因为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尽管最终过了关，但直到飞机起飞了他整个人是僵硬的。这件事传遍了留学生圈，让大家议论了好多年。

　　“当你面对有人拿你的命开玩笑的时候，我不信你一辈子能忘掉”，在那之后朱亦兵真的很多年再也没敢回来，直到1999年女儿出生。“女儿出生后以后我才再次回国，我看到北京变化巨大，内心特别振奋，我自己骑着车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一只手掌握方向，另一只手拿着摄像机从左到右的拍，几乎环绕一周，像坦克一样”，也不知道哪来的兴奋劲儿让他做出这样高技巧的动作。

　　“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几十年的自己”

　　2004年如果不是中央音乐学院邀请朱亦兵回来办讲座，他也许一辈子就过着在国外工作生活，偶尔回国探亲的生活了。回想那一次的情景，朱亦兵的心情很复杂，“在我的生长之地，用中文给孩子们示范演奏，让我感觉非常亲切，但最终我的感觉极其不好，和孩子们的交流没有给我带来兴奋而是沮丧。中国社会发展了，高楼建起来了，汽车都快飞起来了，可我怎么从孩子们的眼神里看到几十年前离开学校时候的自己呢？”说这话的时候朱亦兵眼睛望着窗外，表情凝重。这种落差让朱亦兵的心里无比失落，“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是幻觉，其实这个世界一丝一毫都没有变，因为情感和精神上没有变。我被震住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带着疑惑和牵挂，朱亦兵回到了瑞士，而后没几个月身体突然出了问题，甚至出现了耳鸣。他找心理学家交流，对方竟然给他开了一服药，朱亦兵觉得不对劲，于是就又回国找到一个很棒的中医大夫。那次经历让他终生难忘，“医生并不知道我的任何背景，号脉之后他跟我说了俩字‘内湿’。什么叫“内湿”？俗话说就是‘水土不服’，我水如不服？我不服还有谁能服？”在瑞士生活20年的朱亦兵彻底震惊了。当时朱亦兵不能接受这个诊断，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不得不感叹中医的伟大。

　　这种不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了半年，朱亦兵也一直在迷宫里绕来绕去找答案，突然有一天他想到“是不是应该回国啊？，接下来的日子这个念头不停地冒出来，以至于半夜他把睡在旁边的老婆叫起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顾对方莫名其妙的眼神。终于在某一天瑞士的深更半夜，朱亦兵给当时从来没见过的中央音乐学院王次炤院长打电话，“如果我回去，你会欢迎吗？”干巴巴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客套。两个星期后，朱亦兵回国接过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聘书。

　　回到瑞士的当天，朱亦兵就把乐团的工作辞了，就像疯了一样。这一次他一丝一毫躲回去的念头都没有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拉过那么多音乐会，去过那么多地方，挣那么多钱都为什么？”最本能的冲动占据了他所有思维系统。

　　“没勇气为自己那点冲动而付出，等于白活”

　　2004年，一家四口、2把大提琴、6张机票，朱亦兵回到了北京。回来之后朱亦兵做了一次《音乐人生》的访谈，他曾经在里面说过一句话，“我终于又成为了一名音乐爱好者”，这些年他越来越体会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这9年来朱亦兵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他的教学很负责，用他的话说“在鱼缸里游得优雅和谐”，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长了四个爪子爬出去”。他成立了大提琴重奏乐团，去很多地方进行公益演出，他尽最大的努力普及室内乐……他用这么多年内心的体悟告诉孩子们要做自己，“我也可以再进入乐团，走职业演奏家的路，据说我拉的还不错，但我就是喜欢室内乐，就想让孩子们交流起来。孩子是生灵，我爱的生灵，让他们学这个背那个都没有用，一个人感悟不到内心的冲动，没有勇气为自己那点冲动而付出，等于白活。”

　　于是在看朱亦兵给孩子们排练上课时，听得最多的不是如何拉得好，而是真心的希望孩子学会“做人”，“我们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时候首先不是‘中国人’，而是‘人’。我坚定认为，人从娘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被上天赋予直觉的健康的生命，娘肚子里的温暖没了，我就叫唤，要拉撒了我就喊，肚子饿了我就闹。这种可以感悟一切的直觉被我们的教育弄没了，中国孩子太腼腆，等他们克服了腼腆，生命的一半都过了。”

　　不久前朱亦兵参加了一个颁奖活动，台下坐着有几十个盲童，一大堆繁冗的形式过后终于轮到他了，他一上来就说，“其实我也是个盲人，因为音乐就是一幅优美却看不见的画。我们对舞台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舞台是高高在上的，其实真正的舞台在每个人心中，所以我要走下舞台，到孩子们中间去”，朱亦兵的举动显然不在流程之中，于是现场各种忙乱后，朱亦兵抱着大提琴坐到了盲童们中间。“音乐像烤火，如果你连火的温度都感觉不到，说明你离情感的距离太远了”，朱亦兵说。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改变自己”

　　回国后的生活，朱亦兵比喻像花草“换盆”，困难很多，不适应很多，之所以能存活到今天，全因内心是淡定坦然的，“我们总想改变别人，改变社会，甚至改变世界，这些都是妄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别人改变自己。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还在坚持。”

　　现在朱亦兵将商演的收入都投入在公益演出上，自己只靠当教授的收入生活。从物质条件上比，现在和曾经的瑞士生活简直天壤之别，但朱亦兵一点都不在乎，“有一次我们在厦门演出，被主办方邀请出海，同行的人告诉我，帆船在逆风的时候用‘拾风’的驾驶方法，前进速度有时候反而更快。我突然觉得老天派我们到厦门就是来听这句话的，动力是什么，是顺风吗？幸福是什么，是平淡的道路吗？都不是。最大的动力是困难，困难是老天看得起你，知道你能启动自己的智慧。人生就是航海，如果在困难和逆风中还能前行才是最大的幸福。”

　　朱亦兵曾经看过一个拳击冠军的采访，别人问他，你得过这么多冠军还追求什么啊？他说，“其实我最关注的不是得到多少条腰带，而是我每场比赛是否都全身心地投入了，投入的那一刹那我就是冠军。”朱亦兵说，我们的文化经常把对错放在真假之上，如果表达的不是心里的东西，呈现出来的都是幻觉，出再多的音乐家也没有用，“对错是别人决定的，真假是自己知道的，我们就这么一点生命之本，还不保留一下，坚持一下，爱护一下？”

　　本报记者 罗颖WJ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