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正式发行第一张唱片《冷血动物》开始，谢天笑[微博]至今出版了5张专辑，演出的场地也从容纳数百人的酒吧一步步走上北展、奥体直到工体，他仍在完成着从地下转至地上的过程，他被冠以“中国摇滚新教父”的名号，与崔健比肩。3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一场叫“幻觉”的演唱会在此举办，砸吉他，上音箱，躺在地上是他演出的标志性动作，一向以凌厉躁动血脉贲张的表演风格著称，一度在地下音乐圈被称为“现场之王”的谢天笑，登上了“工体”这个对歌手来说具有指标意义的大舞台，而此前“摇滚歌手”出身的只有郑钧、汪峰[微博]、许巍曾在此举办个唱。

　　对话人_蔡慧(驻京记者)

谢天笑

　　谢天笑，山东淄博人，上世纪90年代初赴京开始摇滚乐之路。1994年组建了“出家的猎人”乐队，一年后谢天笑离队。1997年，谢天笑与李明等人创建了“冷血动物”，谢天笑担任主唱和吉他手。冷血动物的演出遍布京城各地下摇滚吧，他们的Grunge风格得到了乐迷的追捧。1999年底第一张专辑在京文旗下的嚎叫唱片[微博]发行，正版销量近20万。此后，谢天笑经过美国的游历，回京重组“冷血动物”，陆续发表了专辑《X.T.X》、《只有一个愿望》等，他在音乐中融入中式古筝，并加入雷鬼元素，个人风格突出，持续的演出火爆也使得他获得“地下之王”的称号。

　　音乐救赎

　　“听到‘摇滚’两字就有说不上的激动”

　　来自山东淄博的谢天笑儿时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学习不好又调皮叛逆，经常被老师打骂甚至羞辱，至今他也记得一个男老师还嘲笑他的名字“谢天笑？你就朝天笑吧”。15岁的时候，他因朋友牵连被判在家中监视居住3个月，正是这样一段闲极无聊、无处安放的青春岁月开始在音乐中找到方向。19岁，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闯北京搞摇滚去！

　　南都娱乐周刊：你15岁就开始学习吉他了？

　　谢天笑：那个暑假被监视居住，我就开始弹吉他，我清楚地记得刚开始手指在上面滑音，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种伤感，伤感而好听。借给我吉他的人，我当时说一个星期之后还给他，但那个人忽然就不见了，消失了，20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所有人包括他父母都没有见过他，他叫郭二(音)……我总是有种命运的感觉，好像他把这个吉他交给我，就不能再还给他。

　　南都娱乐周刊：从吉他开始接触摇滚乐？

　　谢天笑：我有个邻居叫王磊，听说他会弹吉他，我就找他去学——后来他跟汪峰在“鲍家街43号”乐队弹贝斯——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北京学古典吉他的朋友王宇(音)。王宇推荐了一些音乐给我听，还拿了一些跟玩摇滚的人合影给我看。我一看，这多牛逼啊，搞摇滚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男的头发留那么长，戴墨镜、皮夹克。现在想想那些人可能是唐朝或者黑豹，其实他还拿着跟崔健拍的照片，但我那时候不认识谁是崔健，看他的样子普通觉得无聊。我说太酷了，他说你要是喜欢这个就可以玩电吉他，电吉他才是玩摇滚的。而且我听到“摇滚”两个字就有种说不上的激动，只觉得自己是这样就太合适了。

　　南都娱乐周刊：19岁你就只身来到北京，就是为了搞摇滚吗？

　　谢天笑：那几年就知道摇滚应该来北京，同时我也有点害怕在山东的生活，我从小就向往自由的感觉，但现实里没有自我的生活空间，我连自己的一个抽屉都没有，换袜子换内裤都是父母给我准备好。我对父母是交织的情感，特别矛盾复杂，一方面我在学校老师对我特别不好，我特别破罐破摔，另一方面我回到家我妈妈每次面对我就是“我们相信你会变好，我们相信你”……我没有办法彻底变成某种人。正是这种东西把我逼得，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不要在这儿生活，我要走，去北京。

　　南都娱乐周刊：那父母不让你离开吧？

　　谢天笑：我不管，我就要走。没钱找朋友借，带了200多块就来北京了，住在王宇给我介绍的朋友家，我在街上看到长头发的人就问，哎你是不是搞摇滚的？有人说是啊。我最先认识的就是面孔乐队，那些人是我最早在北京的朋友。面孔最早的鼓手马克塔乐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俩是过去圈里别人最讨厌的两个人(笑)，我俩都特别狂妄，老借人钱，借了还不还，所以我俩口碑很不好(笑)。

　　南都娱乐周刊：来了北京就开始玩乐队了？

　　谢天笑：也没有，我一直在瞎玩，直到可能是因为喝醉了开着窗睡觉得了面部神经麻痹，就回山东去针灸。因为面瘫我一笑嘴就歪，怕人笑话我也不敢出去玩，就躲在家里听音乐。那时候塔乐对我帮助特别大，他给我拷贝了很多磁带寄到山东，一直给我寄，每次都20多盒。我听了各种音乐，每天听着walkman入睡：雷鬼、重金属……涅槃、皇后、鲍勃·马利、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是在那个阶段听的。从那时候就开始喜欢涅槃和鲍勃·马利直到现在。

　　雄心壮志

　　“中国涅槃”要去“改写美国音乐史”

　　谢天笑初在北京的生活很动荡，经历过各种搬家，住过各种地方，直到1995年前后才开始正式地做乐队，第一支乐队叫“出家的猎人”。玩了一年，录了一首歌给《摇滚北京》合辑，随后他和老乡李明等人一起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而那个阶段，许巍录完了第一张专辑《在别处》，汪峰所在的鲍家街43号乐队也出版了第一张专辑。按照谢天笑的说法，他“瞎混”了很久，但他们一开始演出就被人称为“中国涅槃”。

　　南都娱乐周刊：你说瞎玩了很久，那冷血动物是怎样开始上轨道排练和演出的？

　　谢天笑：对我们帮助特别大的是有待(注：知名电台主持人，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和电子乐等在中国的传播)。1997年底，有待在当时北京很有名的NASA迪厅做了一场摇滚新年演出，唐朝、超载、清醒、张楚等很多乐队和音乐人都在。谁也不认识我们，我也不知道从哪找到有待电话，就打给他问“我们能不能去演”，有待说不行，乐队太多了，没有时间演出，我就要求第一个演，反正我们也不要钱，后来有待说干脆你们最后演吧。那天很多乐队演完，差不多凌晨四五点了，观众也不多了。但我们演完之后有待特别喜欢，就要签我们，还出了一个意向合约，那时候我心说“我操，太专业了”。有待就帮我们安排排练，我们和另外一支有待想签的乐队瘦人在NASA排练，有人给我们考勤，比如一三五排练，两点到五点，谁来晚了都记下来，扣钱之后就让大家去挥霍。那段时间排练特别有规律，对乐队特别有帮助。

　　南都娱乐周刊：但你后来是1999年在京文嚎叫出的第一张唱片，也没有在有待那儿发。

　　谢天笑：对，后来有待的公司撑不住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他就要做音乐节，而且在雁栖湖做。我们一看海报，先是崔健，接下来就是冷血动物，之后是唐朝谁的。我操，我们就在崔健后面啊！特别感谢有待，我们本来那么小的乐队，他太看重我们了！我写了《雁栖湖》那首歌也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我都没有去过那儿。不过那个音乐节太早了，也不了了之。此后，我们的排练演出虽然没有明确计划却顺其自然了下来，在嚎叫俱乐部、莱茵河、忙峰等演出酒吧各个地方。演出的时候老哥(注：著名录音师)看到我们就想帮我们做一张唱片，老哥很忙我们就见缝插针地录，滚石唱片找到我们谈签约，但是条件是找制作人重做唱片，但我们跟老哥已经做了一年了，正好吕玻(注：嚎叫唱片创始人)给我打电话，说去了京文唱片，于是我们就在京文旗下厂牌嚎叫发了唱片。当时的发行价格还算可以，我去了老哥那儿拿母盘，那种特别大的磁带，送到京文，合同签了，拎了一塑料袋钱就走了。

　　南都娱乐周刊：你们的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据说销量惊人，磁带15万，CD4万，这对新乐队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始，不过很快你和成员李明却都去了美国，这跟还没发片你们就受邀美国德克萨斯知名的SXSW音乐节演出有关系吗？

　　谢天笑：我们是被一个看到我们演出的朋友推荐过去的，从音乐节回来之后发完唱片，我就想去美国玩，英文不好也没关系，就像当时来北京一样有种从零开始的刺激。当时有一点“在中国做摇滚就要在北京，在世界做摇滚就要在美国的”念头，我们的音乐也受了美国的影响，所以就想去那“改写美国音乐史”。我很快就签了两年的多次往返，揣了1000美金就去了。我最初的想法是就留在那儿不回来了。

　　南都娱乐周刊：当时在美国的哪个城市？

　　谢天笑：我去过很多地方，旧金山、奥斯汀、洛杉矶，我们当时在美国的鼓手叫大卫给我介绍了一个迈克尔·杰克逊的制作人，叫比尔，他比较喜欢我们的音乐，他在旧金山觉得可以帮我们把乐队做完整。李明就愿意在旧金山，但我觉得玩音乐还是该去纽约，我就去了。

　　南都娱乐周刊：听说还在纽约刷盘子呢？

　　谢天笑：我去的时候纽约刚受到9·11重创，很压抑的气氛，我觉得那就先找个工作吧。很不容易才找到，在一个台湾人开的中国餐厅打黑工洗盘子，那个餐厅生意特别好，我跟一个墨西哥人一起打杂，从早上开始一直用一根管子冲洗盘子，戴着特别可笑的帽子和围裙。他不会汉语，我不会英语，他一直用手势指使我倒垃圾、煮饭，用一些好的米掺不好的米，我都干到迷糊了，不知道几勺好的米和不好的米，那些人也知道我太累了，都在笑我。干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我就问老板要了一天的工资，36美元，不做了。那时我借住在一个美国朋友家，之后索性拿了他的吉他在地铁卖唱。我发现非洲人打鼓和中国人拉二胡都不太受欢迎，于是就去唐人街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王洛宾的歌。这些歌很多女孩都喜欢，一听就给钱，10美元、5美元，那挣钱挣得特别快，一两个小时就挣到70多美金，有时候有100多美元。我挣钱都挣到不好意思了，觉得有些骗人。当天我就去唐人街吃了碗海鲜面，打着出租就回去了，在车上刚有时间看看纽约是什么样儿。我就想每天过来唱不就能生活了吗，我就白天卖唱，晚上去看各种演出。我在纽约待了半年多，对我音乐的影响特别大，看到好多没看过的东西，经历了一些从没经历过的东西。

　　南都娱乐周刊：你不是说想留在美国吗，怎么后来又回国了？

　　谢天笑：我从纽约又回到旧金山找李明，去海边晒太阳，或者找鼓手排练，在美国一个又一个小地方演出。都是当地人去看，他们觉得太好奇了，中国居然还有摇滚乐。我也意识到，中国摇滚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国外已经做得太好了，不得不承认像重金属还有布鲁斯，他们已经玩到无法超越，那就是他们的东西。后来我就想回来，因为在那边实现音乐想法真的很难，在国内做个小样，录音、排练是特别简单的事，在美国就特别麻烦。做音乐是为了实现你的想法，所以怎么容易实现，就在哪做。另外，当时我们跟京文还有一张唱片的合约，2003年我就和大卫一起回北京做第二张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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