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中国的重金属乐迷来说，11月10日晚的星光现场是激情的，也是宿命的：第一次将中国重金属乐的真实状况镌刻在胶片上的，是三个外国人。
2005年，第一部对金属乐进行社会学拷问的电影《重金属之旅》，由加拿大人Sam Dunn拍竣。当年，这部非专业电影人拍摄的铁血记录片，在北美、欧洲等金属乐重镇放映时，引起激烈反响，并受邀参加了多伦多、鹿特丹、蒙特利尔和哥本哈根电影节。
2006年，Sam和他的另外两位搭档重装上阵，向欧美以外的地区进发。这次，亚洲是他们的第一步。
11月10日，国内7支顶尖金属乐队汇聚北京星光现场，他们当晚的表现将成为Sam重乐之旅中国站的最强音。对于中国的重金属乐迷来说，这一夜是激情的，也是宿命的：第一次将中国重金属乐的真实状况镌刻在胶片上的，是三个外国人。
“嘿，前边还有‘甩位’吗？”
在11月10日的温暖冬夜里，星光现场来了1000名左右观众。有些人穿着印有Metallica 、Korn等金属乐队标志的黑T恤，还有少数人留着长发，身上比一般人多了些铁环。除此之外，从观众的外表上看不到更多的“金属光泽”，大部分是神态驯良的白领，以及短发、戴眼镜的大学生。
然而当音乐的第一声轰鸣响起，金属的速度和力量爆炸开来，人群迫不及待地沸腾了。好多人手扶前面人的肩膀，把头甩得和电风扇一样快。
“嘿，前边还有甩位吗？”成了现场重乐迷间的一句亲切问询。电影《重金属之旅》的英文名叫“Metal：a headbanger’s journey”。headbanger，意为随着音乐甩头的人，泛指重金属乐迷。Sam本人就是这样一个狂热的headbanger。同时，他还是一位人类学者。并无多少观赏性的《重金属之旅》事实上就是他的一个人类学课题。
在中国，视重型音乐为洪水猛兽的年代早已过去了，但是十几年来，人们对于这种音乐的深刻误解，依然如新痂叠着旧痂。头一个误解，就是对金属乐迷的误解，人们的想象中听极重音乐的人似乎是一群残暴的坏蛋。
04年本刊曾对一些有争议行为的大众接受度做过调查。在包括“包二奶”、“裸奔”等的九个调查项中，“听死亡金属音乐”的接受度，低于同性恋，仅高于虐恋和吸毒位居倒数第三。
中国一个著名的死金乐迷，是李宇春的东家宋柯，他的主流形象有助于打破公众对金属乐迷的误解。“爱听极端音乐的小孩，其实都特乖。”唱片店老板傅雄说。有着18年“甩龄”而平安成长为人类学者的Sam本人也可算是一个例证。但这一晚他没有甩，只透过摄像机，平静地注视着面前跃动的人群。
这场演出的组织者《重型音乐》杂志，创刊6年，发行2万5千份，中国最“死硬”的重乐分子不会低于这个数目。关于喜欢上重乐的最初原因，28岁的IT工程师刘钊坦承：“小时候，追求与众不同，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东西。重金属态度强硬，形式极端，对我来说，接受重金属，是形式先于内容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刘对重金属的爱好，慢慢由个性展现演变为私人珍藏。现在看演出的时候，刘钊已经不怎么甩头了。一方面由于“没头发可甩”(工作以后刘就剪掉了长发)，另一方面因为表达方式“更含蓄了。现在是心里甩，但激动了也往前冲。”
唐朝、超载远非绝响
末裔、左右、春秋、零壹、冥界、施教日、窒息，七支风格各异的队伍先后登场，音乐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末裔、零壹的吉他都弹断了弦。这是目前国内100余支重金属乐队中比较有威望的一群。
左右上演了新歌《花开花落》的处女秀，有几句好听得像流行歌曲；春秋的一些曲调似乎受唱佛机的影响，很东方；施教日刮起黑金属的阴风；冥界和窒息的音乐最重，观众反应也最狂。
最戏剧性的表演还属零壹，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令人不知所措。人未出场，舞台两边就挂出了“勒令零壹”的鬼画符。吉他和贝司化装成黑白无常分立两旁。鼓手画了一张老包似的黑脸，在黑的背景下，乍一看像无头人。主唱李楠甫上场时穿一道袍，鼻子下插一大型装饰品酷似至尊宝。第一首歌快唱完时，突然脱了道袍，结实的上身裸裎示人，仰天长啸，与方才道袍装对比，似在形象地演绎衣冠禽兽这个词。李楠的声音在多种色彩间翻云覆雨，一会儿蒙古长调、一会儿唱诗班的正经，一会儿又是死金的低吼。
Sam在后台告诉记者，中国的重金属比他想象中的要现代化、职业化得多。虽然有些乐队暂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特点和个性，但是他们积极摸索的意识令人振奋。正与Sam交流时，一个操流利英语、飘长发的高个子走过来，自愿充当翻译。此人正是唐朝乐队的创始人之一，现春秋乐队吉他手郭怡广。在大众的心目中，中国的重金属还停留在唐朝、超载的年代，这又是一大误解。
《重型音乐》主编韩宁把重金属描述为一种立场最强硬、最阳刚的音乐，同时是一种典型的现场音乐。“任何综合演出中，表现力最好、乐队现场冲击性最强的，肯定是重型音乐。”韩宁说：“唐朝、超载之后，中国的重金属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虽然没有再像90年代初那样被顶到一个大众层面，但乐队和听众都变得更专、风格更细化。”
Sam在他的中国站，走访了春秋、窒息、冥界三支乐队，以及《重型音乐》、《极端音乐》两本杂志。在11月10日演出中，令Sam印象最深刻的是春秋的历史感和零壹主唱的声音。
“有人说暴力音乐使人变坏，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反例。”
中国公众对重金属的第三个误解，也是最深层的误解，在于将这种音乐所表现的反叛和暴力，与现实划上等号。
历史上没有一种音乐像重金属那样不断地被定型、被误解、被谴责也被千万人泣血热爱。在影片的第一部里，Sam对重金属的拷问范围涉及了宗教、性、暴力和死亡。在第二部中，Sam将考察这种非主流音乐在全球化流布中与当地文化撞击的反应。
“重金属在西方常被与邪教联系起来，还好在中国不存在宗教的压迫。”Sam对中国重乐的这种印象似是而非。
冥界的节奏吉他手陈曦承认他们乐队取了个一般人会避讳的名字，但他否认里面有宗教含义，“冥界的意思在于包容。它包容了很多东西，比如痛苦、罪孽，以及未知的世界。”
零壹的演出现场最像做法。在被问到宗教对他是目的还是手段时，李楠回答：“手段。任何宗教本身都是作为手段产生的。我感兴趣的，不是原始教义，而是祭祀艺术。”
与正统社会有剧烈冲突的宗教反叛，在中国的重金属现象中确实表现不明显。正如一位中国黑金属乐迷在论坛留言中说的：“撒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基督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音乐对我意义无穷！”
但反叛终究是这种音乐不可或缺的神髓。“对我来说，反抗是一种本能。我的反抗不需要任何目标。我很喜欢和人谈政治，但我不会把它写进歌词里。如果说非要给我反对的东西一个明确指向的话，那就是反对我们自己的劣根性。”
李楠16岁时到爱尔兰留学，当时他是学校里唯一的黄种人，瘦弱的体质让他不好意思脱掉上衣。国外的留学经历改变了李楠对自己民族的看法。这个出国前自我感觉良好的北京小孩，在异乡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人乃至黄种人在国际上的弱势。
李楠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舞台不会局限在国内。为了保护嗓子，6、7年来李楠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刺激性的食物，不熬夜，每周固定地练嗓和练肺活量，致力于“文明我们的精神，野蛮我们的音乐。”
冥界也是如此，每次演出，他们都会找人做全景录像，回来后一边看回放，一边开会讨论演出中的细节得失。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和任何一个想成功的人一样尊重规则。
但因误解产生的压迫还是难以避免。零壹碰到过多次照片不能见报的情形。今年夏天，参加北京地区一个音乐节的歌唱比赛时，零壹演完，所有评委都给出了9.9的最高分，但组委会硬是没让他们进入下一轮。“其实那一天演出我们并没带妆，只是动作比较兴奋，龇牙咧嘴之类，看着像是对社会不满。”
“有人说暴力音乐使人变坏，我只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反例。”李楠说：“我觉得上帝和撒旦可能是一个人，善恶本没有高低之分。把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恶的想法放在音乐里，就完全合理，做得足够优秀还可能创造美。小时候我对想象一些残忍的场面特别有感觉，可以说是音乐挽救了我。如果没有重金属，我没准成为汉尼拔那样的变态杀人狂。”
11月24日，零壹乐队将作为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代表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世界乐队大赛。
本刊记者/曹红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