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年之后，2006年，又被称为了“民谣年”。从2月到12月，中国的北方到南方，在各种民谣音乐节上，新一批的民谣人抱着吉他坐到了人群面前。却不再白衣胜雪。他们面目苍凉，穿暗色布褛，戴旧毡帽甚至靠着盲杖，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是野草一样坚韧并蔓延着的真正的城市民谣
苏阳、万晓利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已显示，中国城市民谣，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苏阳的儿子13岁，万晓利的女儿15了，已经可以上台和爸爸一起唱。12月15日，他们的民谣专辑终于“盛大发布”。虽然比起周笔畅(blog)、李宇春(blog)的排场，这样的规模实在小意思，但为此投入的相当于五大唱片公司国内一线歌手的制作费用，线上线下全面的推广姿态，对于野生的城市民谣来说，已具有号角的意义。
胡德夫，被喻为“台湾原住民民谣之父”，曾说：“民谣就是生活的记录”，今天，从这两个民谣中年口中唱出来的，是怎样的生活？
苏阳：在民谣里发现小城
宁夏的民歌里原本有好多版本《贤良》，其中一些今天已经轶失了，但苏阳的《贤良》，一定会传世的。也许好多年后人们记不起苏阳这个名字，却还能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这首歌之鲜艳生猛，就像劈头盖脸的一场暴雨，最适合现场感受。在不久前的一场演出中，苏阳唱的时候，好多人都忍不住翻到台上，坐在歌者身边随着音乐节奏用手拍地而和。苏阳的新专辑名字，就叫《贤良》。
苏阳不是第一个用方言母语演唱的当代歌手，但现在却是最彻底的一个。这个土生的宁夏人1988年写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普通话的，之后在银川的小歌厅里用蹩脚英语唱过BOB DYLAN，到2003年决定使用宁夏方言发声，这是一个漫长诡谲的循环。“用方言唱，调调就不用发愁，它肯定会自然地往下走。”这一年，苏阳突然发现“歌是从语言上长出来的。”于是，他在2003年底大约一个月内用方言写了包括《贤良》在内的8首歌曲，都收在这张专辑里。
《贤良》取材宁夏民歌，《凤凰》取材宁夏花儿，《早操晚操》取自数花调，苏阳深深信任着的那种民间音乐习惯，在他看来，那是用北方人的神经和身体验证过的。
苏阳居住在银川，在他平时老去买菜的桥头，周二、周日晚上都有票友唱秦腔。那首“风儿吹过吹黄了树叶吹老了好少年”的《贺兰山》，就拖着秦腔的影子，虽然这是一首词曲完全自创的歌，但听起来的熨帖，像是从几辈子前传下来的。
那么土的调子为什么能在城市里被传唱？仅仅是“节奏参与民歌”可以解释么？苏阳的歌到底属于城市还是农村？约访苏阳的那天，他正要赶去参加贾樟柯在北大举行的《三峡好人》首映。苏阳说其实他不怎么爱看电影，但惟独爱看贾樟柯的，这绝非偶然。
苏阳本人年轻时的经历，几乎是贾樟柯《站台》中故事的翻版。如果说贾樟柯在电影里“发现了县城”，那么苏阳就是在民谣里发现了小城镇。他的歌词，除了传统民歌中的美丽意象，还有“月光下站街旁”的“王二姐”，有“在中专里面学的是‘蹦，擦，擦’”的“李大爷”，有“头发红变绿”的“野蛮女友”，有摸彩票的“傻怂”，这一切的表达，活泼到放肆。
苏阳说他的歌“不是完全的农村，也不是完全的城市，而是演进的过程。”所有的歌传递的都是关于“乡村的瓦解”，和“变了型的家乡的消息。”苏阳为他住过的同心路写了《长在银川》，“过去我家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纯粹的农村。爸妈是化肥厂的，他们在农田边上建工厂，造化肥，生儿育女。后来慢慢有了河南来的钉鞋的小贩，后来有了个小集市，我还在那个集市上卖过香烟、手套，再后来人越来越多，农田不断后退，那儿修成了一条大马路，叫做同心路。”苏阳的歌有很多说的就是变化。
万晓利：“北漂”或“达摩流浪者”
万晓利已经是第二次发碟，第一次在2002年，专辑包括《狐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等后来被证实为城市民谣经典歌，可专辑统共卖了5000块钱。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委屈，而是中国城市民谣原生阶段的真实写照。
在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里，《狐狸》式的轻蔑、淫荡和特立独行让人拍案叫绝，第二张里，《陀螺》式的优美含蓄则会让人沉默无语，而这两首歌竟然是同期的作品。虽然万晓利的外表永远淡得像白水一样，但隐藏在他体内的巨大分裂与才华，已经在这两张风格迥异的唱片里得以展露。
《七扎》《流氓》《下岗工人》，第一张专辑里，万晓利关注的是市井百态，而第二张，他眼光向内，“自言自语”。《鸟语》《陀螺》《达摩流浪者》《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旋律和意境都太优美，而且因为朴素，又美得结实。
万晓利算得上是资深北漂，1997年刚来北京时，曾来回地搬家，蓝靛厂、团结湖、安定门，《走过来走过去》里唱的那些地名他都住过。写《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万晓利刚买了房子，“自己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住着，心情很激动，就一口气写了好几首。”2001年，万晓利开始在后来成为中国城市民谣摇篮的河酒吧唱歌，并慢慢成为最叫座的歌手。2002年，他把老婆孩子从家乡接了出来。2006年底，可以令他昂首挺胸的第二张专辑出版。十年北漂的生活，他的歌在城市里被写出来，被验证，被流传。来北京前写的几十首歌，差不多都废掉了。
“也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吧，我不想表面有激情。”虽然万晓利的这张新专辑中，歌曲的创作跨越了1995年到2004年的漫长时间，但收录的风格都属于淡定内敛的类型，歌词里面有着朴素的诗意和哲理。万晓利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写词的时候并非故意把文锋藏起来，而是写得着实困难。
尽管如此，在专辑里却有那么一首歌，是专门为一本书作的“读后感”，这就是那首以书名命名的《达摩流浪者》。美国“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人物凯鲁亚克，在这本书里写了禅宗意味的“背包革命”。万晓利对这本书中的观念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有两种状态的人是特别牛的：一种是永远积极向上，充满激情，不畏惧。另一种就是有信念的人，能够不受外界左右，保持清醒和独立。”
对目前和妻儿蜗居在北京自购商品房里的万晓利来说，生存压力依然大，但物化的漂泊似乎已停止。停不了的，是精神的行走，就像他歌里写的：“平静孤独，快乐幸福，在这条没有行人的路上。”
本刊记者/曹红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