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安的时代中，我们的诗人哑言了，是城市民谣，唱出了社会巨变中小人物的承担。而开始蓬勃的城市民谣，正来到商业的前沿
★ 本刊记者/曹红蓓
这些人大多在校园民谣落潮时开始音乐生涯，经过有意或无意的种植，数年或十数
年的的自然蜕变，在分秒激变着的中国城市里，一个民谣群体想尽办法存活了下来。他们的音乐，也终于像野草一样顽强地生长起来。
今天，这个群体已经汇集了一众人马，截至目前，他们的作品与任何商业企图无染，而又呈现出城市民谣的所有典型形貌，这算是城市民谣的纯真年代。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苏阳和万晓利这次“盛大发片”的牵线者，正是当年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老狼(blog)。
校园民谣和城市民谣的共同点，在于人文关怀。高晓松也好，万晓利也罢，不同的年代，总有称职的个体被选中来完成这样的接力。相对校园民谣，真正的城市民谣中，人文关怀的根子只会扎得更深。
首先，是民间元素的挖掘和应用。苏阳在海原找到“花儿王”马林生，杨一碰到歪嘴老农李生才，萧寒忙着在白山黑水之间搜寻满族的隔世遗音，万晓利也曾顺着河北方言的语音走向造出他独一无二的幽默。各地的民间音乐，作为本土的民谣元素，被这一代的民谣人有意识地尊崇，并拿来接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上重新长起。
在民间元素方面，论极至不是苏阳，而当属哈萨克乐队IZ和街头音乐家杨一。前者带来的哈萨克中世纪古歌，气质不输世界级的new age乐团，杨一的《掐蒜毫》《走西口》，光听声儿直似七八十岁的民间老艺人。
个人诗意，是民谣这种音乐形式最擅长又最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部分。张楚事实上是这一特点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只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典型的民谣诗人却被包装成了摇滚明星。万晓利的歌具备了这个特点，但是单在诗意方面，还比不上周云蓬和李志。周云蓬，这个中文系毕业的盲歌手，不仅自己写得昏天黑地、诗歌不分，也把海子的诗直接拿来唱。而2006年民谣诗歌的荣耀，属于写出了《梵高先生》的南京人李志先生。
一直以来，民谣和底层民众的关系，是它人文性的最直接的证据，这一点在校园民谣中表现就不明显了。香港评论人廖伟棠说，在这个不安的时代中，我们的诗人哑言了，是城市民谣，唱出了社会巨变中小人物的承担。万晓利的歌里有杜甫诗的影子，杨一、胡吗个、李志都曾在自己的民谣中担负起“群、兴、怨”的职责。杨一的外号叫“杨白薯”，他的成名作《烤白薯》，写一个卖烤白薯的人走投无路的悲歌。李志的《广场》，直接采样了社会纪实报道中的声音，把一桩这年代司空见惯的见死不救事件唱得毛骨悚然欲哭无泪。胡吗个的歌词有史诗般的气魄，要不是音乐性太差，就该是民谣中的经典。
代言底层的歌会感动谁？也许能够并愿意接触到这些歌的，大部分是爱看杜甫诗的人，但在今年夏天上海浦东的民谣音乐节上，一曲“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把观众群里的民工们唱得不停拭泪又说明了什么？
时至今日，在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扶助情况下生长起来的中国城市民谣，在民间元素、个人诗意和底层代言三个方面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得了明确的特点和坚韧的生长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人追忆起一个名字：小索，以及他的乐队“野孩子”。“野孩子”由小索、张诠1995年组建于甘肃兰州。他们的音乐，浓缩了这三个特点的雏形；他们2001年创立的河酒吧，在日后成为城市民谣的摇篮；他们不考虑商业，坚持过纯粹的音乐生活的态度，影响了一批民谣音乐人。虽然他们仅出过一张自筹资的唱片就因2004年小索的离世而解散，但却是今天城市民谣当之无愧的鼻祖。
苏阳、万晓利，包括今年早先由太合麦田出片的钟立风，他们的意义在于，能够率先赋予城市民谣以大面积的优美旋律，从而把这种从来无志于商业的音乐推到商业的前沿。“好听”是一种酵素，“好听”使城市民谣里原本的朴素、真挚和人文关怀有机会呈现在更多人面前。不过若论单首歌的好听，这些歌又都比不过周云蓬《不会说话的爱情》。
所以说城市民谣是一座冰山，这几个歌手只是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至于它的出现，能否改变流行音乐的格局，并不是首要问题，而纯真年代的城市民谣，一旦进入主流操作的层面，会否如校园民谣末期的模仿和迷失，才最让人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