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关于摩登天空的记忆碎片
记得有一次和某网站编辑聊天时，她在言谈之中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我还是有点儿摩登情节的。”如果一件事能用“情节”来形容，说明它不是小事。在此之前，我听到最多能用情节修饰的名词就是知青，那确实是影响了整个一代年轻人的运动。显然摩登和知青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但自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音乐领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这句话不是空话，你可以随便找个二十到三十之间的人去问问，他们至少会喜欢一张摩登天空的唱片。
那还是在1999年，有一天我突然在家门口的报摊上看到了一本名为《摩登天空》的杂志，心里就反复掂量，这会不会和那家唱片公司有关。拿起杂志前后看了好几遍，发现其中介绍的许多艺人来自摩登天空唱片公司，于是肯定了刚才的掂量。没别的，掏钱吧您呐！
拿回家之后仔细研读，发现这确实是一本非常不错的杂志。当时国内与摇滚乐有关的杂志有两本，一个是改版之后的《通俗歌曲》，另一个就是《摩登天空》。这本杂志的口号并没有拿摇滚乐当作幌子，而是用了“New Music New Life”，这个口号看起来更让人心潮澎湃，同时也排除了许多对摇滚乐有抵触和偏见的年轻人的疑虑。它的另一个优势是“有声杂志”，每期都附赠磁带或CD。对于音乐来说，我一直觉得它是个直观感性的东西，所有与它有关的文字都是对聆听的辅助，帮助听众了解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让音乐听起来更有内容更有意思，或者说让人把音乐当作一种知识来聆听。
后来这本杂志出到第十期就和读者说再见了，虽然后来他们又用三期的《现代艺术·听》续了《摩登天空》的贤，但在文字质量和影响力上却远不及《摩登天空》。
那本杂志对我来说就像一扇门，看到它之前，国外乐队我只知道Nirvana和The Doors，看到它之后，我再去买盘时，有一多半我都认识了。通过这本杂志我还知道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袁智聪，另一个就是他的杂志《MCB》(97年之前叫《音乐殖民地》)。袁老师是香港人，也可以说是全中国对欧美音乐了解的最多的一个人，他有一个许多乐评人不具备的本领，就是听到一张新唱片时，立即就能告诉你这首歌的某个段落模仿的是谁，因此他也成了乐评领域当中我最崇拜的一个人。每次提到去香港的计划时，我都要把和他的会面放在首尾。
另外我看过最好的一篇采访也出现在这本杂志上，就是陶然采访朴树的那篇。这篇采访不仅在业内被称作经典，在许多朴树的歌迷看来，也是他们看过最好的一个。后来我曾写过一个年度计划，把它贴在电脑的右上角，提醒并激励我一定要完成，到了年终，我把那张纸拿下来，发现只有一件事没完成，就是在采访的能力上超越陶然，如今几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
那时候这本杂志虽然说自己是月刊，但实际上并不靠谱，你买了第一期之后的一个月再去报摊，基本上看不见第二期。当时能够及时买到这本杂志的地方不多，西单的音像大世界是其中一个，我每周末都要去那儿一趟，看看新的杂志到没到，在这样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的等待当中，我有点儿不耐烦了。与音乐有关的消费在当时就是精神食粮，为了这方面的消费，我索性省去了午饭，把那边儿的钱拿到这边儿来用。正经的粮食我吃不饱，还不能在精神方面吃饱了，让不让人活了。于是在杂志不能按月出版的岁月里，我开始收集所有摩登有关出版的唱片。到目前为止，摩登天空的唱片已经出了将近一百张，我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些唱片我都有。
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摩登天空。我当时的乐评主要在一个网站刊登，有一次他们的编辑告诉我摩登的朋友想和我联系，听到这话之后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种滋味用亢奋都是难以形容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因为摩登天空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如今能去那里，感觉不亚于现在的小孩儿对迪斯尼乐园的向往。之后我按照那个编辑的指点，给丁太升打了电话，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摩登开始了从未间断过的亲密。
那段时间我有事儿没事儿就往摩登跑，有一次刘润莱看见我就问旁边邵小军，咱们公司怎么来了个新人，我当时就想，如果能成为这个公司的一员该有多好。还有一次，我正和丁太升聊天，突然进来一个头发半长戴眼镜的人，手里抱着几个大纸卷，当时正好是年末，我还以为他是推销挂历的。后来才知道他想应聘设计师，手里拿着的都是他的作品，问他叫什么的时候，他回答“王硕”。我当时就惊了，心想这个名字真俗，更加坚定了自己把名字改成王府井的信念。他在摩登工作的时间不长，由于眼睛出了点儿问题不得不暂时告别苹果电脑屏幕。目前他正式的工作是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2005年之后许多Badhead的唱片都是他设计的，我最喜欢的是腰的《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
最难忘的还是Suede来北京演出时当义工的事。那还是在2002年，有一次张有待在他的论坛上发了个帖子，内容大概是问我们Suede要来中国演出的话，愿不愿意掏200块钱去看他们。当时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没想到不久之后，这个消息成了事实。在此之前的一期《摩登天空》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内容大概是Suede贝斯手和他女朋友来中国玩，有待作为向导带他们游长城吃烤鸭，顺便还做了个采访。这件事为后来他们在北京的演出埋下了伏笔。当时接下这个演出的就是摩登天空，而我作为义工，也基本上全程参与了这次活动，帮着发海报接电话什么的，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相对的兴奋也不言而喻。我大大小小的演出看过不下200场，但没有一次像Suede那样刻骨铭心。当时印象最深的还是沈黎晖的一句话，演出开始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看，他说“我办这个演出不是为了看，而是开演时觉得自己办成了一件事，这对我来说就知足了，看不看并不重要了”。
事实上沈黎晖这些年的经营有时也是这个原则，他设立的Badhead厂牌很大程度上就是给那些没机会发表唱片的优秀乐队提供一个机会，从收益上来讲，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甚至弄不好还得赔钱。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乐队那几个人现在小日子过的都不错，该成家的成家了，该立业的立业了，就我一个人还奋斗呢。我不是没见过钱的人，因此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我要想赚钱的话就回去做印刷了”，要知道，沈黎晖当初就是拿做印刷赚的400万开的这家公司。
摩登曾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那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对于一个唱片公司，非典时期暂停的宣传简直是致命的，那时候公司出了十几张唱片，但却没法演出，没法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因此公司经营上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那年年底，大部分人都走了，掌管财政大权的范雪还临时告假回老家了，公司只剩下了老板沈黎晖和录音师宋一彬，差点儿就可以用人走楼空来形容了。有一天沈总给我打电话，说便利商店和姜昕(blog)的唱片出来了，让我去拿一下，顺便谈点儿事儿。吃饭的时候我们边喝边聊，他跟我说了自己的很多计划，还给我讲了他成立摩登的故事。从中我发现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并且得知了他用700块钱的一个Walkman开始创业的事儿，另外还知道了他当年投资了一张影响力非凡的唱片，在没有任何人为宣传的情况下就卖出了15万，那就是著名的《摇滚94》。
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摩登，主要就是帮着他们写宣传稿，记得有一篇稿子非常有意思，那时便利商店参加一个与节约用水有关的活动，新闻稿当中要写一些乐队成员的节水行为，于是我给主唱郭硕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实践，他当时不假思索地问我，“不经常洗澡算吗？”我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比这个更到位的了。”
那时候摩登主要在推两张唱片，一个是便利商店的《Five Star》，另一个是姜昕的《纯粹》，与这两张专辑有关的大部分宣传稿都是我写的，后来得知他们取得的销量在相应领域当中非同一般时，心里十分欣慰。这种想法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一种成就感的使然。当你做的一件事收到实效之后，内心深处必然会涌起一股喜悦，尤其是这样一个唱片业必须要用“传统”修饰的年代。
这之后没多久，闫月就从华纳离开，又回到了摩登天空。说实话，当时摩登的状况不太好，在业内有目共睹，幸亏闫月的出现，才使得摩登天空继续了它的独立经营，没有沦落到融资的地步(摩登一直在拒绝风投的钱,后来证明沈黎晖是对的)。我管那段时间叫“摩方”，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做个网络杂志，我负责几乎所有的文字工作，名义上我的任务是做新闻和采访，但由于那些新闻要求具有独家特征，所以实质上我每天的工作与其说是写字，倒不如说是认识人。那时候闫月就像个家长，方方面面都在关心着我们几个一块儿完成这项工作的小孩儿，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她却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优缺点，经常在办公室和我们长谈，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虽然那时候我听进去只是一半一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她说的是对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感谢她。
至于今天的摩登，我想自己不必言说，它不仅开设了CP分部，还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看到它今天的发展，我非常高兴，因为那毕竟是我曾经为之付出过的地方。十年，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并不算长，但对于一个独立唱片公司来说，却非常难得。如今国内在资金上独立唱片公司很多，摩登天空是它们当中成立时间最长的一家。王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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