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贝多芬最后的弦乐四重奏

　　热爱贝多芬的爱乐者按照与成都商报的约定，4月7日傍晚再一次聚集到了华尔兹广场的成都音响家园。街道繁华，好在并不嘈杂。推开紧闭的“家门”，须经过灯光幽暗的通道，在街上放任的步态至此自然有所收敛，除了墙上肃穆的音乐大师照片，没有殷勤的接待。

　　今晚的主讲是田野先生，据我的观察，这两位多年的哥们儿讲解音乐的状态是风格各异、相得益彰。田野是典型的理想主义，对录音版本和演奏状态永远只追求顶级的，坚决不接受“接近”和“类似”。对矫饰的声音和煽情的演出，痛快地冠以“扭曲”“下流”之类的罪名，在中庸之道肆虐中国思想界的过去和现在，田兄的率真精神令人钦佩。罗小戎先生则常给人昏昏欲睡的感觉，大约是长期被音乐入侵的缘故吧。不过他会突然间睡眼??地向我们讲述切里比达奇的故事，毫无任何先兆。他对音乐的摄取是多方面的，因此观点也是灵活而多元的，常有新异的看法出语惊人。

　　站在昏暗的落地灯前面，田野深情地悼念莫扎特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三十五年，舒伯特三十一年，肖邦三十九年。”感激上苍给了贝多芬五十七年的生命历程。

　　首先进入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选择的是西盖蒂和巴托克的版本，按照田野个人的理解，演奏贝多芬的室内乐不同于其他演奏，应该是大师与大师之间的碰撞，其结果“就像天体的相互撞击之后所产生的新的天体”，就像这个版本所体现的那样，强调撞击？新观点！

　　大提琴奏鸣曲选播的是第三号（OP69），选择富尼埃与古尔达的版本。《春天》选择的是莉莉．克劳斯与戈德堡的版本，1936年在日本的现场录音。

　　“贝多芬很伟大！”

　　我与田野初次见面共进晚餐的时候，田兄突然放下碗筷，气沉丹田，发出这样的慨叹。我知道这种语义上的重复完全意味着新的发现和更深刻的内心撞击，我害怕破坏当时神圣的气氛，没敢立即吞咽饭菜……

　　听音室一片静谧，幽暗的落地灯映衬出田野饱满的头颅、饱满的体态与饱满的情绪，又一次气存丹田，哼起了贝多芬《E大调弦乐四重奏》（OP127）的第一乐章“庄严的序奏”，真是了不起！这能耐我没有，恐怕在场的诸位都没有，哼唱晚期弦乐四重奏和哼唱欢乐颂可是两回事啊！

　　“无与伦比的！”“隐忍的悲歌！”田野面对幽暗的虚空深深点头、叹息。

　　按我个人的理解，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几乎包含了我们人类所有的情感，而不单单是抗争和奋进。隐秘的苦涩、高贵的犹豫不决是贝多芬其他音乐形式所没有的。如果说，“对浪漫主义而言，《第九交响曲》（C．勋伯格）是灯塔”，那么，晚期弦乐四重奏是贝多芬留给我们现代人类珍贵的精神遗嘱。每当我无病呻吟的时候，只要在意念中想一想《a小调弦乐四重奏》（OP132）的最后乐章，那种对青春无限眷恋的迷人的乐念，就像罗曼．罗兰说的“报春花在那里穿过冰冻的硬土而盛开。”内心竟然真会有所松动。这最后的乐章原定为《第九交响曲》的终曲，后改用《欢乐颂》。我时常毫无结果的幻想如若终曲不是《欢乐颂》，会是什么情景？这个“全球的普遍噩梦”（德彪西），其实是人类误读了其中的讯息而不堪重负？

　　每一次听《欢乐颂》的时候，我从未感到欢乐。当人类经历了两次残酷的战争，经历了奥斯威辛的灾难以及“911”的惨剧，我感到富于集体主义精神的《欢乐颂》离我实在遥远。相反在《a小调弦乐四重奏》的最后乐章里面，包括所有弦乐四重奏作品，都能够明确无误的感受到我们现代人的迷失、苦难、希望。贝多芬之所以伟大，便在于能够凭借艺术家对苦难特殊的敏感，成为我们人类命运的预言家。

　　听音室充盈着庄严的弦乐织体，选择的是维格四重奏团版本，我发现这最后5部弦乐四重奏就是写给失去精神家园的人类的旅途哀歌。从维格四重奏团的演奏也能看出对布鲁克纳交响曲的直接影响，有条不紊的步伐像是要把有限的形式支撑的空前庞大。从维格四重奏团版的演奏来看，贝多芬远不止是德奥精神的继承者，真的“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梅纽因）。

　　从拥挤的听音室出来，街面上人渐稀少而灯火依然。贝多芬最后弦乐四重奏的片段在脑子里不断闪现，我试图跟着哼唱，但没有成功。刘洵

　　（本文作者系知名油画家，西华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