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校园音乐从来就没有标准

　　“海燕不怕狂风和巨浪，海燕不怕雷鸣和电光，勇往直前青年伙伴们，让暴风雨来得更猖狂。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自由幸福的理想，高歌呐喊，大家来救亡……”这是高晓松的清华大学1939届校友傅国虎先生在校时，将高尔基的诗编成的“海燕歌咏团”团歌中的几句，这个自动自发组织的歌咏团，曾在清华校友罗隆基先生的帮助下，铅印了三十多首爱国救亡歌曲，编印了一套“中国歌曲明信片”共二十万张寄往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会，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在6月17日举行的举行的“大学生音乐节校园音乐论坛”上，高晓松批评现在的大学生缺乏音乐修养，并直言以往大学“‘墙高水深’，充满了思想激荡和文化先锋意识，而现在的大学‘墙低水浅’，校园歌手更看中如何成名而懒于钻研技艺”。我不知道高晓松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友们，在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中的风花雪月、忧伤小调时，是否有过如高晓松一样的想法。

　　大学校园到底是“墙高水深”还是“墙低水浅”，应该是由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来决定的，并不取决于大学生们的表现，跟他们纯不纯粹更没有关系。高晓松作出这样的论断，只因他当时的大学既赶上了最后那几拨的计划招生的优待，不必担心上不起大学，毕业后还可以分配工作、捧“铁饭碗”；又迎上了刚刚改革开放、各种文化艺术涌入时的活跃。

　　而在如今上大学的高投入、缺乏无任何就业保障还有大的社会环境北京下，再产生类似“校园民谣”风格的歌曲已经不可能，即便写了也无法起共鸣：家庭的负担压力、自己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不断，甚至大学生因压力过大自杀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写风花雪月不可能成为学生中的主流，而且未免太矫情？而在现在大学生这样毕业后极低的就业环境中，看重成名也并不是什么过错——苦心钻研技艺，倒还是要先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吧。

　　同样，即使这几年来，许多占据一定话语权的唱片业内人士都在怀着一种美好的表情谈及“校园民谣”，但我认为也没必要将“校园民谣”拔高到何种地步，它基本上就是在以唯美的词曲和首次引入内地唱片业的“文案策划”等商业运作下的个案。它击中了大众体内的一些柔软的情绪，是与高晓松同时代大学生们的一场关于青春的集体怀旧，但这种情绪只是转化成一堆十块、二十块的消费额。并没有表现出如高晓松自许的“充满了思想激荡和文学先锋意识”的昔日大学环境。而下一代大学生们，喜欢它的多种原因里，恐怕还包含有在如今嘈杂的市场经济下承受的压力，然后不自主地对那一代大学生所处环境的羡慕和向往吧。有几个年轻人不希望过着无压力、无负担，有音乐、有姑娘、有啤酒的生活呢。

　　那么我们的“校园民谣”究竟带来了什么？与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上李双泽提出“唱自己的歌”对台湾歌坛近三十年来发展的影响相比，它没有“先锋意识”的作用；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学生们那些朴素而纯粹的歌曲相比，它也没有唤起更多国人体内的青春热血和家国情怀。甚至于即便将它算作成功的商业运作，它也没能为后来的校园音乐选拔提供一个可行的范本和机制。否则，高晓松们也没有机会端坐于

　　但让我比较意外的是，从当天的论坛讨论上来看，这些大学生表现得太厚道了。他们完全可以反过来批评高晓松时期的大学生音乐类型少、配器简陋、题材单一等，甚至也可以批判当时的“校园民谣”除了营造一个浪漫美好的青春幻觉之外，它现实的意义只剩下逃避、消沉，音乐上众多模仿、借鉴、引用，也并无任何创新之举。它只是一个引起了占很大一批人的怀念氛围，我个人也承认并在某些时刻沉溺于它的动听和优美，但除此之外，绝对扯不到“文化或思想”上面来，“墙高水深”上面来。而那些代表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的唱片及其他行业外人士，以着过去的老标准批评如今校园音乐的“失落”时，更是很不讲道理道理。

　　这些挟着老标准活跃在新娱乐第一线的人们，如果真的是有心，那么在关于校园音乐在具体的选拔机制、价值标准、宣传定位等方面，可讨论的问题还很多，能去做的事也很多。

　　只有当校园音乐的价值与社会的需求价值相符，校园音乐的潮流暗合了社会的潮流时，它才可能被社会广泛关注。而其他时间里，包括在当下的环境中，校园音乐与唱片市场之间，本来就不会、也没有必要过多地交叠到一起。只要大学生们不感觉自己的音乐生活“失落”，就永远不会失落。　　作者：张阿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