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评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追回天籁

　　一

　　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二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怆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所有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交响乐队，我左顾右盼，目不暇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箱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

　　二

　　眼前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僻远地区很小的少数民族。

　　“家中没有牛羊，有一顶蒙古包，父母给别人家放羊……”孩子们在轻声回答询问。

　　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开口一唱就震惊四座。我刚刚听完，便对孩子们结结巴巴地重复着一句话。这句话他们现在一定都听不明白，明知他们听不明白我还要重复，只因为此时此刻心中只有这句话。

　　我说的是：“你们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么是我所说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艺术界越来越陷于假、大、空的华丽套路时，用童声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艺术的基座是什么？极致是什么？

　　由于毛病已经不轻，因此，这种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双双软软的小手，谁都想拉起它们做点什么事，但一上手就发现，它们的力量更大，正要拉着大批成人拔离泥沼。

　　你看，现在我正抓着一双小手。对，就是他，脸庞清瘦、头发凌乱的鄂温克族男孩子，巴特尔道尔吉，刚才穿着一双小马靴走出队列站定，缓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场肃静。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同时又轻轻地张开了嘴，一种悠长的声调随即绵延而出。

　　茫茫大地无声无息，

　　心中的母亲在祈祷上苍。

　　她正为我向上苍献奶，

　　她正遥望着远方的远方。

　　我的母亲，

　　她在远方……

　　声音一起，这个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龄。几百年马背上的思念和忧伤顷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见了，千里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苍老的声音都在共鸣。这种首尾相衔的共鸣一下子贯通了天地伦理，使稚嫩不再稚嫩，苍老不再苍老。或者说，稚嫩既是苍老，苍老即是稚嫩。

　　从一般的艺术教学观点来看，这里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请看这个唱歌的鄂温克族孩子，他当然还远没有脱离对母亲的依恋，却怎么可能体会远方骑士思念母亲的苍凉情怀？远方骑士思念母亲的最动情方式，是反过来设想母亲对自己的思念，而这种设想一旦道破，又使单向情感变成双向情感，在遥远的往返间经天纬地。这首歌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切，而此刻的完成者却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在场的成年人几乎都在擦泪。但是我打听了，这个孩子完全不识五线谱和简谱，也没有可能像不少城市孩子那样被家长送到一个个儿童音乐班里接受某种专业辅导。他只能在烦忙的父母嘴边捡拾到一些歌声罢了，竟然快速地连贯成自己最初的音乐生命。站在我身边的国际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轻声告诉我，他的音准无懈可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成人吃惊的事情不断在孩子们中间发生。两个月前这里路过一个蒙古国的歌手，看到孩子们在唱歌，便送给孩子们一份描写森林里各种禽鸟生态的复杂歌谱，但是，才教唱了两遍就匆忙回国了。歌谱放在老师那里，却不知怎么丢失了，大家没法再学，深感可惜。没想到站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巴尔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说自己在跟唱两遍的时候已经能够全部背唱，请老师拿出纸笔记录。老师惊奇地记录着，后来歌谱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对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唱歌，连舞蹈也是如此。这些刚刚集合在一起的孩子显然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韵律和节奏。有一个名叫娜日格乐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渗透着皇廷公主般的高贵和娴静，让我们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们都非常吃惊。她的风度与她的经历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她的风度就只能来自于她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

　　……

　　这些例证，很可能被人说成是天才。我想换一个字：天籁。天才是个人奇迹，天籁是天生自然。天才并不常见，天籁则与人人有关。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界失落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籁。我说这些孩子的歌声对广大成人有提醒之功，指的也是天籁。

　　三

　　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籁，则把自然当作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籁、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入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浑浑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少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美学课程上说得非常复杂的五官端正、身材匀称等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少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而且，何谓“端正”，何谓“匀称”，还是无法从学术上论定，仍然要靠直觉。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籁。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两度接受

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籁。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一个明明有亲妈妈的儿子，当着全国的电视观众的面描述一个假妈妈，我难以原谅。”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我觉得你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唱歌，因为我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人民的审美导向、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的个人兴趣无关。无关个人兴趣，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放飞和定格”、“第三维度的亚正常感觉”等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

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

　　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头边传来一种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他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

　　四

　　令人惆怅的是，凭着我们的呼吁，天籁还能在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多大的分量？

　　几个朋友对此非常悲观，认为现代文明的推土机很难抵挡。推土机一过，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谁也不愿和它作对了，现在的很多文化艺术，都已经成了推土机的伴奏音响。

　　我对此稍有乐观。不是乐观于推土机的终将停止，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乐观于不少人的心底可能还有文化良知存活。这些存活的因素只是点点滴滴，却是人间真文化千年传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这里，我看了鄂温克族小男孩达维尔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边。

　　鄂温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很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山下为他们建造了居住社区，又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限制狩猎，他们的生态改变了。面对着远比过去舒适和安逸的物质生活，他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这是一种说不清楚原因的苦闷，其实也就是文化苦闷。因此，他们会在原来的狩猎地养几头鹿，或其他什么动物，过一段日子就上山去与它们一起住一阵，像过去一样。不要嘲笑他们过于怀旧，这是他们吃力地在与自己的文化“谈判”。

　　那天，十二岁的达维尔从合唱团回家，问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奶奶和妈妈，还有没有老歌可以教给他。于是，几位长辈就开始在灯下一句句地回忆起来。几天下来，达维尔学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妈妈则完全变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点，她们的笑容、步态立即变得自在和坦然。

　　这，已经属于一个民族的天籁了。

　　推土机永远会一步步推进。但我们还有骏马，还有不同年龄的骑手，可以扬鞭纵缰，去追回那些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