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崔健给了中国一种声音

　　美学家高尔泰曾经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崔健的摇滚乐对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城市青年精神层面的影响与启蒙确实振聋发聩。

　　自此，他们开始懂得，原来我也可以站在“我”的个人立场，而非以“我们”的集体面目来说话、抱怨、谩骂，抑或歌颂。摇滚乐所代表的几个基本点：年轻、对抗、诚恳、大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那几年的崔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挽起的那条大名鼎鼎的裤管，不忍卒睹的发型，以及在天安门广场端着吉他撒野的影像，已具备那个年代青年反叛的符号意义。以至于王朔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

　　崔健之能够打动一代青年，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启蒙是思想界的最大追求，理想主义是青年的行动指南，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显性隐性地对抗。崔健连珠炮一样咄咄逼人的语速和他刻薄的语言天分令他的歌曲如此新鲜过瘾，对那几年里无法从晚会歌曲中拔身而出的广大文艺青年自然是一种刺激。

　　所以，学者赵勇准确地剖析道，“崔健摇滚的反抗冲动实际上源于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暗中对峙和较量。

　　当摇滚背上“精神污染”的成员、“自由化”的代表、“和平演变”的先锋之类的恶名时，摇滚在这种刺激的兴奋中不仅具有了反抗的对象，而且也仿佛拥有了反抗的悲壮。“

　　摇滚乐属于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发展昌盛自有其规则，媒体宣传和市场经营，至少要靠住一点。崔健在媒体宣传这一块不是一般的强悍，有理由判断，中国摇滚乐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占据的一切版面里，他老人家至少占去了一半，并愈演愈烈。为何如此？因为当初被他影响的那些毛头文艺青年现在都成长为主流话语权的占有者，逐渐麻痹的中年精神生活要靠对青葱岁月时理想主义的追忆来给养，崔健正是这么一枚瞌睡时递来的枕头。

　　中国摇滚在90年代中期确实红火过一阵，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为代表，1994年香港红馆的摇滚势力张扬为巅峰事件。滚石撤出之后，中国摇滚几乎立刻就从主流视线中隐遁而去，从一家家本扯出理想主义大旗的小摇滚公司到最后秦琼卖马，不是倒了就是变成克扣摇滚乐手银两的行家。

　　时代已经变了，精英与主流与大众在市场面前终于泾渭合流，妥协与合谋让以反抗为标志的摇滚精神死无葬身之地。摇滚开始商业，摇滚开始沦落，摇滚开始衰败，有人说中国摇滚乐已经玩完，有人说中国摇滚乐前景无限，但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摇滚乐是个赔钱的买卖，包括一茬又一茬，那些穷到脸色发青依旧死磕的青年，他们心里也清楚得很———那种激励、怂恿、软硬兼施地逼着他们投身这赔钱买卖的少年心气，或才是摇滚乐永不会断掉的命根。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