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ishead：一种绝望守护着音乐

　　文/Nico-H

　　出道之前几乎没人看好，首张专辑《Dummy》一出街却一炮而红，几乎是在无意之间，Portishead(听歌)用自己怪异、不合常理的声音，为日渐陷入空虚的Techno和陈词滥调的流行音乐带来了一副及时的解毒剂，并改写了流行音乐的版图。可意料之外的成功，带给他们的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喜悦。理由？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而这样一些人从来都不以物喜，只对自己的内心负责，也是因此，这支成立于1991年、来自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乐队心安理得于“出过最少专辑的最著名乐队之一”的称号，销声匿迹，十年磨一剑。

　　现在，凭着对无尽的“枯竭、愤怒、挫败、绝望、崩溃”的征服，带着于4月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Third》，Portishead重回人们视野。全世界的媒体都开始围攻他们：询问他们的每一个创作动机，要求他们为长期的退隐给出说明，希望他们对这次带来的全新声响世界给出解释……而《Third》的诞生，的确是一次自我超越的凯旋，“伴随改头换面和鲜明决心而来的绝非伪装的振奋”，前不久，在接受音乐网站pitchforkmedia.com采访时，乐队两位音乐主脑、制作人/混搭大师Geoff Barrow和吉他手Adrian Utley给记者留下这样的印象。

　　从某个极端的角度看，这一次，他们只是想做张自己想听的唱片，“否则你怎么在这个商业社会坚持下去，不是吗？在这个生意人的世界，人们把唱片销量的多少等同于音乐质量的好坏。”Geoff Barrow说。“我们卖得最好的唱片是《Glory Times》(Remix版合辑)。我们当时还和唱片公司就这个吵过架，因为我们不想出这张唱片，它太商业了。作品本身是不错，但也不是那么独一无二。我们输了那场论辩，但我们都买了房子，(笑)这很棒。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比如做现场演出，有时候我甚至感觉有点像是在演猴戏。”

　　虽然他们拒绝过很多能让他们变得更成功的东西，“但我们也不会说，成功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只是不想做某些事，我们就不必去做”，这部分归功于在和唱片公司的合约中，他们拥有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很多事有协商解决的余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秉持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作为这次回归前哨的单曲《Machine Gun》就是这种态度的最佳体现，它粗糙、生猛，鼓点如歌名所示、机关枪扫射般冲击人们的耳膜；主唱/词作者Beth Gibbons(听歌)依然在旁若无人地悲吟幽闭的绝望；这首歌的黑白MV，似是无意中被摄入镜头的一次录音室日常排练，焦距不准、画面模糊，乐队成员鲜有面对镜头的时候，“Low-bit”态度尽展无遗。

　　“我们之所以回来，当然不是为了要逗人开心的——你懂我的意思？”说到为什么选这首歌做人们听到的第一首歌，Geoff Barrow如是回答。“是我们所有人的一致决定。”Adrian Utley补充。

　　做我知道的，说我知道的

　　成长于工业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Barrow，对在美国催生出Hip-Hop文化的那种底层黑人的艰难境遇感同身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他就对美国黑人艺术非常着迷。在这种热情的激励下，Barrow开始去探寻hip-hop的音乐根源——灵歌、放克、爵士。也是因为他的贫穷，在不经意之间将他推到了音乐商业的商业部分。Portishead这个乐队——Barrow的发音是Poh-is-ed，一种轻快的工人阶级口音——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避免失业救济金的减少。通过创立一个“公司”，Barrow和他的同伴们可以不用再那么频繁地面对英国福利部门盘查了。“音乐家在救济系统是声名狼藉的嫌疑犯，”他解释说，“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当作一笔生意来做。”

　　据说Geoff Barrow和主唱Beth Gibbons首次相遇地点就是在布里斯托尔一个专为失业人士提供再就业培训的办公室，后者来自德文郡，已经有一些乐队经历。不久，他们又遇到了吉他手Adrian Utley和录音师Dave McDonal，Portishead(即Geoff Barrow故乡小镇的名字)开始启程。他们的第一个工作成果是一部叫《To Kill a Dead Man》的短片，由Barrow 和Gibbons创作并在其中表演。这个作品和它不同寻常的原声，使乐队赢得了唱片公司的注意，他们与厂牌Go! Discs签约，于1994年出版处女专辑《Dummy》。

　　之后的成功让包括乐队成员和唱片公司在内的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发生，我们被告知说，能卖5万张就不错了。能达到这个目标，唱片公司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想的就是慢慢来。后来的一炮而红明显也令他们很高兴。”Geoff Barrow回忆说。

　　“起初，它的确是一张很不一样的专辑，但它很快就被吸收了。哦，也不是那么快。” Adrian Utley说。

　　“实际上花了一年时间，直到那些你根本不指望会喜欢它的那些人也开始喜欢它。很奇怪的一件事。”Barrow补充。不久，他们在《Dummy》中创造的那种声音出现在很多英国的电视广告中，越来越多人出的唱片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音乐。

　　《Dummy》的成功普及了后来被命名为Trip-Hop的流派，尽管乐队由始至终都想洗清与这种莫名其妙的流派的关系。“整个Trip-Hop这件事就是废话，”Barrow一再强调，“那是由伦敦的人开发出来的，布里斯托尔(Portishead，以及和他们志趣相投的Tricky(听歌)、Massive Attack(听歌)和Earthling的家乡)人只不过是在忍受罢了。贴标签这个事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实际上不怎么听现代音乐。Drum 'n' Bass、Hip-Hop、Radiohead(听歌)、Oasis(听歌)、Foo Fighters(听歌)就算我听的比较现代的东西了。我实际上也不听舞曲唱片。我对舞曲文化一无所知，我尤其不听那种被界定属于我们这个范围的东西。那些东西引不起我的兴趣。”

　　就在歌迷们焦急地等待着《Dummy》续篇的时候，Barrow却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将一些新的变化加入他那种质感十足的节拍上。虽然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毕竟音乐是他们惟一在做、惟一擅长的事，而且他们将之视作生命，但有大约14个月，乐队处于彻底的绝望和挫败感之中，因为一切就是不起作用，该来的就是不来。

　　但这种处境，事实上也不无裨益。“不管怎样，总会有突破口的。一张成功的唱片之后，你的确会有一段时间不思进取。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克服困境做出另外一张唱片，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味深长的。” Barrow说，“我希望《Portishead》是一张完美的专辑。一张真正好的专辑从开始就能带给你某种氛围。做一张专辑，技法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多其他乐队，他们对此根本不会想很多，而我们则不会只用单一的方式去看待、制作我们的歌，即使只是做单曲。所以，重要的是找到那种感觉。重要的是这张要比上一张更好、更重、更糙。”

　　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片段，但却没有确定下来的东西。Adrian变得越来越生气，因为Barrow总是不断地否定任何东西。那种感觉很糟糕，直到Adrian说：“有些事就这么着吧。”那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录了《Half Day Closing》，没有用采样，也没有用插曲，Geoff Barrow打鼓、Adrian弹贝斯，从开始到结束，工作的方式就像那种普通乐队。“是Adrian拯救了这张专辑。”Barrow回忆说。

　　因为担心最后出来的效果与第一张相比换汤不换药，Barrow在第二张中只采样了The Pharcyde (《She Said》), Ken Thorne (《Inspector Clouseau》)，和 The Sean Atkins Experience (《Hookers & Gin》)，其他所有的录音片段都是他们原创的，“很多人都能做出来，如果他们有足够耐心的话，”Barrow说。“采样有点愚蠢，随便买一本杂志，上面可能介绍一张叫《5000 Funky Breaks》的CD，人们认为他们只能采样那样一些东西，再加上一些噪音、一些急板乐段，一首热门就诞生了。我们听那些节拍段的时候，就想：我们也能做。然后就那么做了，出来的声音更丰满，增加了管弦乐的东西，配合Gibbons那种不时就肆无忌惮的唱法，成了。”

　　“我们喜欢Jungle和Drum 'n' Bass，”他说，“但如果Roni [Size]和Photek也能做得很不错，那对我们来说，这种努力就显得有点掉价了。或者说Hip-Hop，我喜欢Hip-Hop，但我是一个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白人孩子，我只能做我知道的，说我知道的。”

　　《Portishead》从创作到最后出版，前后花了两年半，虽然伴随无尽的沮丧、挫败感和愤怒，但也正是这些东西以某种方式激发他们做出了那种充满感情的音乐，这种音乐不同于那种毫无感情、矫揉造作的电台音乐，“它必须是言之有物的，否则就没有做的必要了。这要求你必须全情投入。”Barrow说。

　　拒绝接受采访的“神秘”女主唱

　　4月初pitchforkmedia.com那次采访中，记者对Geoff Barrow和Adrian Utley说到了他刚看过的一个由英国乐评人拍的Joy Division(听歌)的纪录片，其中有一段，有人问Joy Division的成员这样一个问题，“Ian写和唱那样的歌词，你们难道不担心他吗？”但是乐队的人都没放在心上，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Portishead女主唱Beth写的那些阴郁歌词，其中弥漫的绝望、无能为力和悲伤难免不让人产生类似的担忧。新专辑《Third》中，同样的情绪依然弥漫，岁月流逝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期中的解脱，艺术作为一种舒缓焦虑的手段在Beth那里，似乎并不成立。

　　“你们是否曾感觉有必要注意一下Beth是否一切都好?”记者问。

　　“哈！绝对不是一回事。我们始终留心她。Joy Division 都是孩子，不是吗？他们互相厌恶，整天胡闹。而Beth是个成年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Adrian Utley答。

　　Portishead创作时一个有趣的地方是，Beth不和乐队其他人一起工作，乐队的人在做完音乐部分后，会将音轨带子发给Beth，然后她再以音乐做基础写歌词，并确定演唱的旋律。其他成员也只是她歌词的听众而已，通常不会和她就歌词内容做沟通，除非某个词的发音和音乐整体显得不搭。这个时候，可能Barrow就会和她说：有没有备选歌词，现在这个听上去太突兀。Beth就再换个词。如果效果不错，就保留新的。

　　“我知道对Beth来说，这些歌词是非常私人化的。这也是她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她不想谈论这些。我尊重她的选择，因此也避免谈到这个。我知道歌词说的都是真的，她不可能为了录唱片去虚构。如果她对自己唱的东西没什么感觉，她不会唱的。对她来说，必然存在情绪上的某种应和。”Barrow说。

　　据Barrow的描述，Beth写歌时，在自己的小工作室工作，她喜欢录自己的音轨，但录得一般很糟糕。她还喜欢打鼓、玩吉他，类似能发出喧哗的举动。喜欢像Otis Redding(听歌)或Janis Joplin(听歌)那样的人，但她本身不是很投入音乐的人，基本上不会专门外出去买唱片。Barrow甚至认为她不会用心去听音乐，但他肯定地说，Beth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抑郁。

　　在一篇很稀罕的采访中，Beth描述了她和Barrow之间的关系：“Geoff是个有点矛盾的人，”她谨慎地选择措辞，“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沉静、挑剔的英国男人，另一方面，他又是那种故意要打破规则的家伙。他很聪明，但真正令我欣赏他并能与他合作良好的原因是我认为他拥有不可思议的天才。我们不是很合得来，因为我们在选择朋友的品味上很不同，但我们的确有某种兄弟姐妹般的感情，虽然他总是说，Beth，我不理解你。”

　　“在Portishead内部，惟一重要的是音乐。如果因为接受采访而影响到做音乐，她会感觉不安的，所以她不必去接受采访。我们也不是专门采取某种策略要把她塑造成一个神秘的女人，”Barrow说。

　　Beth是那种不善于和记者打交道的人，因为一旦她打开话匣子，很可能就会和人掏心掏肺——这就类似于她在写歌时，总会深入到非常个人的状态。“我能够谈谈音乐，谈谈与音乐相关的情感，但是与Beth在一起，人们不自觉就会和她谈她的童年、她经历过的创伤，没法谈其他事。”Barrow说。“因此，让某个人用半个小时来对她下判断，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是记者，听了这张唱片，我和她谈一些私人的事，我可能真的会认为她是那种非常抑郁、有点麻烦的人，但事实上她不是。”

　　“无论如何，她总是对需要代表乐队这件事感觉不适。因为这纯粹是关于音乐，我们的专职就是把它敲敲打打地弄出来。我不能忍受站在一个摄影棚，被某个设计师摆弄5个小时这种事。我是音乐家，所以我不会去做这种事。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唱片销量减少或无论其他什么，但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没想过做最伟大的乐队或其他什么废话。”Barrow说。

　　在那次罕见采访中，Beth自己的说法也许能让歌迷对她有更好的了解：

　　我的确容易焦虑，有点妄想狂和偏执，有时我几乎有一种很心虚的感觉——当我想到Billie Holiday(听歌)和Edith Piaf(听歌)这样的人时，她们是我的偶像。但我不是儿童暴力的受害者，也不是来自破碎的家庭，小时候受的最严重的创伤就是怎么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

　　我感受到的那种压力更微妙：来自有点与世隔绝的乡下，预想的就是会遇到某个本地的人，结婚生子，然后安享晚年。但在家乡与我亲近的人并不多，这使我感觉很超然，你知道，无论如何，命运并没有使我成为某个农夫的妻子。

　　我也不是那种整天同其他音乐家泡在一起的人。我不看音乐类媒体，虽然我相信，不怕麻烦的话，的确能在其中找到不少有意思的东西，但我还是宁可去听Nina Simone(听歌)的唱片。我不是流行明星，也从来不是个爱社交的人，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直到22岁我都没有离开过家。我在当地的多数朋友都离开去读大学了，而我一直原地不动。有趣的是，即使有些挫败感，但离开家对我来说，还是相当让人恐惧。

　　我的确有点空虚，但我想每个人必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在歌词中，我倾向于描述自己的感受，多于描述其他人，因为这是我更加确信的事。所谓为艺术受难的说法用在我身上，有点言过其实，但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我的确能在面对自己的偏执、不安全感时获得某种满足。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想，该怎么打发这一天呢？但随着一天的过去，在这天结束时，你会感觉比开始时强壮了一些。我天生悲观，但激发我的也不是那种无能为力的沮丧感。我总在想，生活应该更加多彩，但我不知道那种多彩究竟是什么。就这方面来说，生活既让人恐惧，有能给人一些脆弱的满足。

　　当我处身名利场那种环境，我会变得有点多疑，因为我不知道周围的人脑子里都在想什么。那可真是件考脑子的事，不是吗？——可一旦演出结束，你就能忘记他们的存在。那些记者人其实都不错，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废物。

　　我不会花很多钱在衣服上，因为那感觉似乎我会变得很放纵。让自己看起来漂亮些没什么问题，但当你拥有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衣服，只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太不健康了。我们对媒体创造出来的这些让我们变得像奴隶般依附于它的陈词滥调敬而远之。如果说Portishead象征某种东西的话，那就是成为所有这类胡说八道的反对者。

　　我希望别人不会认为我是故意要隐身幕后，故作神秘，那是胡说。因为一旦我焦虑起来，我就会开始傻笑，这远胜于自我欺骗和伪装——所以我决定最好还是闭上嘴什么都不说。

　　坚持Low-bit态度

　　除了眼睛所见的这个代表现实、代表结结实实的日常生活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这后一个世界，由那些孜孜以求、希望在虚幻的现实中找到某种真实的心灵生活的人用他们的生命揭示，他们是平庸者和蚁群的对立面，绝不妥协、向死而生——比如说《无人生还》所描述的那个Jim Morrsion；那个把自己塑造成传奇、却为这个传奇牺牲了自己的法斯宾德；那个法拉奇笔下追求不存在的自由的希腊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帕那古利斯；那个被印在小资青年们的T恤上、昭示的意义却由此被消解的革命家切·格瓦拉；那个说自己相信痛苦带来神恩的法国神秘主义者西蒙娜·韦伊……他们的天赋首先都不是他们做的事所能够完全体现的，无论摇滚乐、电影、哲学、还是革命或游击战，只是显得有点偶然的载体，用来明确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他们是人类的精华，光辉耀眼。他们所象征的精神，是为颠覆森严、腐朽、压抑人性的所谓制度和准则而存在的一颗颗种子，安静地等待未来某次不期然的破土，等待某株奇葩、某棵大树的长成，令薪火得以传承，令荒凉的沙漠并不总是荒凉，让人在仰望星空时，有机会突然伸出手指：看，流星……

　　Portishead并不属于如上阵营，但他们显然手握一颗神奇的种子，属于因为曾窥见那个神奇的世界，而生出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恋和向往的人。再勇敢一点，就圆满了；若退后一步，也解脱了——就像几个成员都曾在采访中提到的对“生命出现转变”、一种顿悟的渴望，强调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却用“初恋般的感觉”对那渴望出现的奇迹进行描述一般——他们是那种在内心只对那另一个世界负责，也不愿放弃享受生活的人，所以，一再“枯竭、愤怒、挫败、绝望、崩溃”几乎是预料中的事，不可避免。而超越也是预料中的事，同样必然出现。

　　“第二张专辑之后，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感觉我们碰到了《古墓丽影》中劳拉碰到的那种情况，毫无头绪，所有的门都该死地锁着！而你会想，什么地方一定有把钥匙。我必须找到这把该死的钥匙。那差不多也是我们停下来的原因。就类似于，该死的，我们到底去哪好？” 他们承认，在经历巡演、第二张专辑的创作、纽约Roseland舞厅那场演出等等事情之后，自己被拖垮了，“就好像‘砰砰砰’，所有的创造力都耗尽了。”

　　Barrow选择“一屁股坐下去”，因为筋疲力尽，再也不想干了。

　　但事情最终还是出现了转机，“可能是因为听到了真正喜欢的音乐、一次有趣的谈话，或无论什么出现在生命中的事。”有一天下午，他们做出了《Magic Doors》，随着这首歌的诞生，在细微之处，一些变化也由此出现，“门上出现了一条裂缝，我们能伸手指过去，‘让我们看看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吧。’”Adrian Utley说。不久之后，他们又做出了《We Carry On》，从那时起，事情终于开始上道。“而现在，感觉就像门已经大开了。”Barrow说。

　　那么，他们是否感觉，因为做出那样一张完美的处女专辑，导致Portishead以一种有点怪异的方式，经受了很多磨难？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乐队在起步阶段对自己做的东西其实都不是很懂行，是逐渐进入状态的。

　　“在录音室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什么经验，只是在学习。我们的确有录音室经验，但不是那种专业上的东西。”Adrian Utley说。

　　“我们总是想使用新的技巧。我们对怎么让鼓通过放大器一直很感兴趣——那些人们可能已经做过的事，我们只是不断探索用自己的方式做事。”Barrow补充。

　　“对我们来说，录音时，从来就没什么界限问题。没什么不能做。为了取得一个节拍、歌唱、吉他，或随便什么音效，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方面来说，是技术令一切成为可能。在80年代，因为有所谓的专业主义，录音技术带来的约束是巨大的。比如说，你要录一套鼓的声音，可能必须要动用30个麦克风，而且必须是在一个出来的声音达到某种效果的空间里录。我们现在仍然希望在声音效果好的地方录东西，但在80年代，可选择的范围很窄，那种技术至上主义令每件事都必须条理分明，每件事做起来都困难重重。而这种东西压制了导致真正的好音乐出现的那种情感和失误。”

　　他们的录音方式很多，千差万别。把东西录到磁带上，把节拍弄到黑胶上，然后采样。用小的效果器制作出音效，然后再录一次，等等。他们发现，用的机器越不值钱，出来的效果越好。“我们也用最好的键盘来做东西——我有很多极好的键盘——但我们在《Third》中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质量很差、跑调走音的那种。我们有个大概80镑买的键盘，那简直就是一砣屎！”Adrian Utley说。

　　“我总是相信存在着一种能令人们感觉安全的声音潜意识。类似你以前看录像带，因为带子有点紧，画面会有点不稳定。那就是我们想达到的效果，我认为《Dummy》就做到了。其中有一种怪异的、非现实的东西——像是唱片在唱机上的劈啪声，或针头在唱片上的摩擦声。在这张唱片中，就是录像带的摩擦声。”Barrow说，“这种故意降低质量的做法很怪异——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声音上——但很有趣。如果你拿一张Sting(听歌)的唱片来听，那是用最棒的吉他在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录音室，用最好的装备录的，完美无缺。好吧，我们也有最好的装备，也能录成那样，但出来以后就是让人感觉乏味。所以，我们开始限制所有那些东西。”

　　Dave McDonald则令其他两个人的各种奇思妙想获得了实现的可能，他有丰富的录音、工程、制作经验。加上玩爵士超过20年的Adrian Utley对声音的挑剔，令他们这种对创造力的强调，不至于沦为异想天开，“我们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能直截了当地作用于我们在做的事——不是那种为了卖弄合成器的音色而弄出来的花哨声音，而是这种声音能够达到我们想让它达到的效果。”Adrian Utley说的这种效果，是指通过音乐而传达的纯粹的情感。

　　他们从老录音、老黑胶中寻找灵感，但也不放弃真乐器奏出的有血有肉的音符，因为他们不信任合成器弄出的单调声音。所有部分做完之后，他们会把它发给Beth，然后再发回来。如果是Beth写了首很不错的歌，而他们也很喜欢，Barrow就会配合做出主要的拍子或采样部分，然后灌到黑胶上发给Beth。等它们再返回来，Barrow就会再打乱重来，“这个时候，往往能出来一些和最初完全不同的东西。”Barrow说，“人们总说我们工作的方式非常奇怪。对我们来说，这就类似于一个吉他手将他的吉他通过一个哑音器，只是脚踏开关这么个事。他为什么那么做？因为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比之前好听。这几乎也和我们现在这么做的原因差不多。”

　　他们认为自己和Sonic Youth(听歌)、Glenn Branca、Swans一样，都属于那种“绝不他妈的妥协”的人，这个世界本来也没有那么多幸福，不是吗？一个人所能做的正确的事，就是不被那些可笑荒谬的东西压制。这是他们十几年前的态度，现在依然如此。

　　说到希望乐队最新专辑《Third》取得怎样的目标，Barrow说：“做出来就很高兴了。真的有那种“哦，靠，做完了！”的感觉，但那种感觉已经慢慢减弱了，毕竟距现在有段时间了。”当然，卖得好的话，更好，毕竟还有生活要继续，还要继续做音乐。卖得不好，也没关系，毕竟人们还是会听到他们做出的有趣的音乐。

　　“如果我们是那种需要不断巩固自己地位的乐队，那倒显得荒谬了。”Barrow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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