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孟晋

　　我现在一听到“音乐节”三个字就头大，有时是放大的草台班子，有时又是地方主义的挥霍行为，即使里面有个别闪光的节目，也因为一股急功近利与互相攀比的浪潮而被淹没。

　　曾经亲眼所见，一支著名的摇滚乐队主唱对着底下数千名观众狂吼：“今天晚上突破四万人了！”对数字有着大跃进般冲动的背后，是制造虚假辉煌的主办方的惯用伎俩。多数情况下，是笼络媒体一起炒作，吸引下一个不到场投资商的眼球。但用现场的话筒向遥远的全中国歌迷传达假信息，实属高招。

　　没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不想把一盆脏水浇向无辜的歌迷和善良却缺乏经验的主办者。但这个行当已经烂透了，为了赚钱的目的，各路神仙纷纷往大喊，往虚经营，音乐节只是他们的一面继续让良心朝底翻的“节”字招牌。

　　这些年，惟一进步的是歌迷。要像以前那样，把一支国外三流乐队当作超级组合来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当人民的眼睛变得雪亮的时候，主办方往往利用人们的善良或缩水，或无谓放大，缩的是质量的水，放的是规模的大。

　　所幸这个时代不大有人再有这样的嗜好：举着理想主义大旗，而为生财之道立上姓义名务的牌坊。在音乐节盛行的早期，尚有一大把遮遮掩掩的伪君子。从积极的方面看，我想有相当部分的主办方还只是缺乏办大型演出的能力，也有这样一种人：一搭舞台，便有一种无法克制的膨胀欲望在作怪，觉得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一牛逼人物。

　　显然，国人对“音乐节”的概念比较文盲，当然，有时候他们是出于一种不可告人的策略。不是苛刻，中国目前百分之80以上的音乐节，至多是办到室外的音乐会而已。如果你看过这样一个音乐节，到处都是表演舞台，到处都是提供展示音乐的帐篷，到处都是枕着幻想面朝阳光的草地，到处都是音响效果出众的音乐回声，那么你会感叹我们还很落后。全世界这样的音乐节不在少数，本人亲临过的Glastonbury音乐节就是这样一个难忘的音乐节。

　　其实，我们真正落后的不是硬件，而是观念，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小农意识。我们不懂得营造节日的氛围，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延伸音乐的力量，我们只懂得消费音乐本身。另一方面，你是否看到过某一年的某一支小乐队，两年后成为了大牌的现象吗？几乎没有。所谓音乐节对音乐的推动作用微乎其微，它不是一个提升的平台，很多年过去了，还是那几个大牌，还是一群怎么摇都摇不出他们的宿命的小乐队。

　　中国音乐节的丑陋在于：演完拆台，然后明年继续搭台的为演出而演出的循环。流行音乐节或者摇滚音乐节的策划技术含量在我们这里：几乎是零。你很少能听到摇滚音乐节有什么明确主题，你更别指望主办方将摇滚与其他艺术做有机地联系。不管长什么脸，只要往舞台上一搁，吉他贝司鼓闹起来就成了。

　　其实，摇滚音乐节的真正病症是综合的，舞台更为它的病入膏肓提供了强照明而已。崔健如果在西方早已是恐龙级的爷爷辈了，而我们这里的摇滚王朝还姓崔。在他伟岸的形象下，第二代第三代的摇滚人多数寂寞而去，留下爷爷和一群孙儿同台言欢。这还不是崔老大的错，在中国，音乐权威永远是音乐权威。而被“巨星”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乐队大多感叹唏嘘——勿得死托客。

　　我遇见过那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外音乐节主办者，不少是兼有两大特点，真正的乐迷和家境富裕。像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的创办人就是一个富家子弟，他不靠音乐节赚钱，但是他挑选的音乐家都是真家伙，时间长了，音乐节成为当地的一大国际性资源。

　　我不是号召大家亏钱，也不是说非富人“执政”不可。但如果永远是历届毕业生的汇报演出，或者一个简陋的舞台几个卖烧烤的摊头，即使背朝雪山，脚踩草地，也难有过节的盛世！

　　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我们这里到处都是音乐节，而鲜有戏剧节、文化节、诗歌节、艺术节，乃至狂欢节呢？是因为做音乐节可以不动脑子，更主要的是容易生财，其他什么节都是陪本买卖。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北欧音乐节不叫好的原因，人家政府本来就出了钱，你搭上一个舒缓女子一个老民谣一个老摇滚而已，还有什么创意吗？

　　任何事情，发展到争相操办，已经大为不妙。而节没有节的氛围，终有一天会落得一个“节节低”的惨境。

　　音乐节，于名于利，多点节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