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孟晋/文

　　对于一个摇滚乐迷来说，第一次看崔健演出是兴奋，第N次后不是视觉疲劳，就是心理厌烦。这和崔先生恐怕没有问题，而是绝大部分音乐节主办方以请上他为荣。中国内地音乐节越办越多，但音乐节的菜肴就那几道。

　　音乐节开始盛行，根本原因是各地需要推广旅游项目。加上前一两年房地产商腰包里的钱鼓得可怕，不折腾点花头不罢休。就这样，摇滚乐遇到了救星。

　　仔细看一下，也许是为了现场气氛，各地大型音乐节上唱主角的大多为摇滚乐队。尤其有那十来支乐队，覆盖摇滚革命20年史，谁也不能缺。没有给革命抹黑的意思，只是和几十前的下乡文艺小分队，和如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同一首歌”有什么区别呢？

　　没指望那英、田震把出场价减下来，流行和摇滚这两家水火还是不相融的好。问题是中间地带的缺少，这年头大众对摇滚的接受度还非常低，号称做流行摇滚的，最多也就加了吉他贝司鼓的流行乐。受众面的狭窄，直接导致了如今音乐节的规模达不到日夜狂欢的高度。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港台流行文化的“入侵”，带来了对内地青年人欣赏习惯的颠覆。别小看这种携着漂亮脸蛋和宣传费的长驱直入，中国摇滚乐的群众基础崩溃了。

　　中间地带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除了广义的摇滚乐以外，很多音乐门类缺少有冲击力的音乐人，如爵士。而电子舞曲，最多只是乐队与乐队之间的穿场。我们拿不出几个有自己作品的爵士乐队，也没有锐舞性质的音乐节。

　　可能是资金的问题，中国音乐节几乎都是自产自销，这种封闭性的音乐节最终肯定会耗尽资源，使音乐节成为年度的摇滚乐“巡回演出”。而在国外，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音乐节都有国际明星参加，这使每一年的音乐节都充满了未知的诱惑力。

　　这几年，本人每年都有机会观看国外著名音乐节。如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瑞士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等。国内音乐节与之相比，除了上述的群众基础和节目单一的因素以外，音乐节缺少一流的创办理念和固定性。

　　中国音乐节因为地方旅游开发的关系，而客观上是：并没有推动音乐发展的短期行为。乐队也就赚点生活费而已，而由于位置往往偏远，对于其他地方的乐迷，来一次远足不但破费得厉害，而且时间上也不很宽余。其实，中国音乐节最好的场所是在大城市的郊外。国外就是这样，乐迷去音乐节有着放晒身心的一面。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蒙特勒爵士音乐节长年不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固定的优势。一年年的办下去，不仅打的是品牌，还不断地开拓内容。中国有个别的音乐节也年年在办，但真的需要开拓一些什么东西。

　　音乐节需要筹备时间，不是资金到位(往往最低限度的资金)，名单列出，就万事大吉了。年初，对四川唐蕾主办的“小酒馆”八周年庆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有不少回顾性的配套展示。

　　我们的差距是在对音乐节的认识上，举个简单例子，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所提供的不只是三百个乐队的演出，而是一次狂欢的机会，一次关于音乐的购物、参与、漫游与大开眼界的机会。主办者——当地的牧场主事先培养了方圆十几公里的绿草，以供观众躺着感受阳光与音乐的温暖。而几万只宿营的帐篷更是吸引人。当然像摇滚乐的政治命题等演讲，给喜欢探索意义的人留着了空间。而除了八个同时演出的舞台(是可怕的数字)，更多的大帐篷里呈现的是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你随便走进一个类似的大帐篷，都像是在云游世界。另外，还有几百种音乐节纪念品，几十种小吃，谁不会被吸引？难怪音乐节13万张门票提前销售一空。

　　千万不要以为音乐节就是时间长的演出，那和音乐会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中国人可能骨子里并没有狂欢的种子，但有多少人去营造了狂欢的环境？在瑞士的古藤音乐节上，你望一眼就知道，观众是来度假的，在夏日爬一次山，将身体晒得健康一点。只要是人，都有野一把的冲动。

　　在没有诞生亿万富翁的超级乐迷兼主办者之前，我们可能还是很被动，随时受制于门外汉的搅局。如果音乐节人数一直只有几千人，是很难有狂欢的冲动的，只有人流像蚂蚁，才有可能炸锅。

　　说实话，在现有的认识与条件下办音乐节是冒险的事。谩骂，是比较不懂人情的。当然，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又如何不将个人的爱好强加于普通乐迷，都是一个课题。眼下的内地，根本没有把噪音、前卫搞成大型音乐节的土壤。

　　我的一个朋友在策划某个音乐节时，想到了帐篷，更想到了将中外经典名诗喷写在大幅布料上，这未免有点理想化，但是他明白营造主题的重要。

　　想起麦克卢汉的一句话：“如果想把流动不羁的社会形象当作气压计，就需要广阔的视野、灵活的姿态，而不是死守一个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