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雕像的权利：知天命方克己
重塑雕像的权利
文/张薇薇 摄影/金与心
18岁的某天，华东从德国小镇的一间酒吧出来，每天他都会在这里打工——弹钢琴。和往常一样弹完两小时，华东拿着一瓶未喝完的啤酒走在回家路上，此时已是午夜，夜黑风高之时四、五个当地青年流氓朝着华东聚拢来，其中一名男子走到华东跟前将其手里的啤酒打翻在地，这几个家伙看上去放浪形骸，面目可憎，对初来乍到的小青年华东展开一阵扭打撕扯……第二天，惊慌失措的华东花150马克买回一把匕首用以自卫，然而此后的三年里，华东再也没遇到任何流氓。
“一个小男孩由此逐渐变成了一个男人。”10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往事，华东显得有点欲言又止。从他的眼里，依然能捕捉到那种一个少年在异国他乡突逢不测所流露出的恐慌。
凌晨时分，记者于华东刘敏家门口逮到刚排练完的二人，春季巡演到来之际，“重塑雕像的权利”(以下简称重塑)每天进行着密集的排练。
两年前，二人正式告别平房迁入配套小区的楼房居住。这套两居室的住宅朴素而沉静，门厅里堆放着吉他贝斯和大大小小的单块效果器，还有一辆折叠单车。1月时，家里那只叫“乖乖”的短毛狗为这个后朋克之家诞下4只幼犬，为了避免养狗带来的麻烦，刘敏在网上贴出了幼犬领养告示，陆续有人上门接走这些可爱的小家伙。这间客厅是二人的会客室兼书房，一台电视，一张茶几，一架顶天立地的书柜上塞满了CD和书，几乎整套的村上春树和亨利·米勒尤为显眼。
这时，华东从厨房托着一盘切好的水果进来，沏上一壶茶，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刘敏抱起一只幼犬，盘腿沦陷在客厅的帆布沙发里。稍微熟悉“重塑”的人大都了解，任何记者、媒体采访乐队的时候所感受到的逼人气场，成员只言片语的回答和缺乏互动都已成为“重塑”闻名遐迩的特点，公众目光下的“重塑”冷静而又自律，可能有人还视之为冷淡和傲慢。在新专辑《WATCH OUT！CLIMATE HAS CHANGED，FAT MUM RISES……》发行之际，本刊打破坚冰直捣“重塑”巢穴，揭开他们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谢天谢地，他们已经准备打开话匣子，解释他们的摇滚乐、思考、价值观，还有他们的倔脾气。
“你知道中国大部分的乐手，是怎么开始做乐队？乐队怎么签约？怎么火起来的？……在我们之前，这些乐队和乐手就是靠混！音乐产业里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到处都是毛病和弊端，在有所改进之前，自己必须得先认识到这个问题。”刘敏挺直了腰，吐着烟，这个平时不爱主动发言的姑娘，生活中其实经常说出精辟的概括性语言，以致于朋友们送了个外号给她，把精辟二字倒过来——“辟精儿”。
“那你们是怎么火起来的？”
刚来北京的时候，二人的生活可以用赤贫来形容，准确地说每天只能花两三块钱。决定开始做“重塑”的时候，乐队三人曾约束自己，刘敏说也算是一种守则——正儿八经靠演出、排练，就不靠混。当时有不少玩乐队的朋友以一种前辈的口吻教导华东和刘敏：你们这样不行，你们这样根本就出不来。
“这些朋友不相信我们，因为从来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做法，他们不相信一个乐队是我们这样出来的，他们更愿意认同一种既定价值观和与之相配的活法。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出于好心。”刘敏公平、冷静地叙述着她的立场。
“重塑”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与之相配的活法：当他们要去干点什么事的时候，要么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要么就拉到。但是，他们这种过早树立起来的人生信念还是会被那些八面玲珑的人视为一种“人生枷锁”……而那些曾以前辈身份诟病“重塑”的朋友们，到目前在音乐事业上却无一建树，但是他们却都已折服于“重塑”的所作所为。
相对于讷言敏行的华东，“辟精儿”刘敏盘算起自己做音乐的价值，“如果在中国做音乐真的只能靠混这种方式，那么我做乐队的意义又何在？我可以走别的一条路，比做音乐更安全。我宁可把精力花在其他方面，比如做生意或者进军艺术界，我至少能挣几百万，那也值，商人和艺术家都比音乐家过得好，可你在中国做乐队，就算红了，你也赚不了几百万，最多十几万，那么处心积虑地混你觉得值不值啊？”
也许刘敏和华东在许多人脑海里已经烙下一副冰冷模样，几乎没有人猜到，乐队最初的目的是那么的赤裸裸——“我们就是要一夜成名，并且在短时间内，跌破所有人的眼镜。”
事实上，04年的崭露头角以及06年签约后的首张EP，的确让“重塑”在国内声名鹊起，虽然远没有夸张到誉满全球，但在国内成为口碑、实力都具有说服力，并且风头最劲的年轻乐队。
华东说，纯正的后朋克音乐、快速地成名、具有感召力的表演方式，这些都已经一一做到，有一天，当他发现少年时的白日梦一不留神就实现了，不假思索地想赞赏自己一番时，内心的另一个自我却扇了他一记耳光：“你个呆B，你真以为自己成了摇滚明星？”
在品尝到成名的快感后，“重塑”陷入了忧患意识，这种“忧”体现在他们开始感受到，使其成名的这些音乐作品正在慢慢助长成员的懒惰和贪婪。
一次，华东唱片公司目睹了一起闹剧，当时某乐队的几名成员正在大闹(摩登)天空，一连串讨价还价的字眼和不堪入耳的叫骂令华东连连摇头，“都是体面的大男人为了几千块钱和唱片公司闹得人仰马翻，如果真的缺钱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出去挣？”很快，那支乐队便和摩登不欢而散，尽管解约的缘由仍有争议，但这出可笑的闹剧激发了华东重新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欲望。
“罪魁祸首就是成名的快感，那种快感相当愚蠢，因为快感始终会消逝，而你这一辈子要做的事是做音乐，而不是享受快感。”于是，华东平生第一次面对记者阐述了自我认知，带着一种深思熟虑的目光。一个音乐家、艺人、摇滚乐手，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活在聚光灯下，相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或平凡、或丰富、或寂寥、或跌宕的生活。
2月27日，“重塑”拉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巡演，为宣传新唱片，他们要辗转29个城市。网络上，新专辑的各种宣传文案玩着文字游戏。相对于那些五彩缤纷的文案，华东的反应并没有振聋发聩的高论，他坦言对于新专辑最终的反响自己心里没底。首张EP《CUT OFF！》里的那些作品原本是自己最为驾轻就熟、不花什么力气就能拿出手的东西，然而三年过去，随着事业发展，他们意识到，如果回头再走让他们达到这种高度的那条路，恐怕就毫无意义了。
刘敏直指“吃老本”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其吃老本，不如放手搏一搏。因此乐队开始尝试着很多编曲上的胡思乱想，试图使它们听上去更加荒诞，动机也好、情绪也好、演奏也好，往往是到了某一个地方就想别出心裁一下，但这一切最终的结果是使得相当一部分歌曲无法顺畅完成。这样的创作是一个较劲的过程，华东这样描述此种状态：就好像迷了路而又不愿走回头路的人，很容易在慌乱中选择一条错误的路，并且越走越慌乱。
现在还不能说“重塑”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他们只是在反反复复地否定和一点点地前进中大概看清了方向，并用勇气和睿智去亲手击碎成名带来的困扰。
华东和刘敏都是90年代末赶上寻找精神家园的摇滚乐列车，年少轻狂，向往着自作主张的独立生活。刘敏还记得，在来北京前，妈妈曾问她：“你到北京去了没有钱怎么办？”，当时刘敏出于不让母亲担心回答说：“搞摇滚乐的都是好人，我没有饭吃，他们会给我饭吃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发现，做摇滚乐的人比做生意的人都不如，做生意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获得财富，而且获得很多财富。但是做摇滚乐的人，为了几千块钱，两万块钱，都值得把他的身心全部都卖了。”刘敏身上明显残留着朋克所具有的反社会特征(注：刘敏曾是四川女子乐队U235的吉他手)，一个女孩子走南闯北踏入京城音乐圈，忠于自己的天性，丝毫不理睬那些说她自负的坊间闲话，刘敏的野心潜伏在她冷峻、敏感的性格外衣下，她的执拗同样也感染着鼓手马辉。
但是很难讲清楚，马辉是否患有语言障碍症，通常马辉将所有话语权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其他两位成员。憨态可掬的马辉总是挂着一丝微笑，看上去更容易让人接近。
“马辉说话经常让人听不懂，主谓宾格完全颠倒，前言不搭后语的。”刘敏皱着眉头毫不留情地挖苦道。据有人声称，经常看到华东在排练或演出完毕的时候一脸阴沉地指责马辉的出错，尽管如此，生性温厚的马辉总是能将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化解。华东和刘敏可能没有意识到，马辉的优势在于：他惊人的心理承受力和对同伴的肚量，同他的鼓艺并驾齐驱；马辉也许不在乎被刁难，他更享受这种刺激他进步的外在驱动力。
每当议论到马辉，一些朋友会指出华东在针对技巧方面过于吹毛求疵，对此华东总是倍显焦虑和无奈。华东那令人望而却步的脾气和他对生活、工作的一丝不苟同样令人难忘。
华东和刘敏已经习惯于位于北京5环外的闲适生活。早晨，通常华东会早点起床外出遛狗，然后开始在客厅里想歌。刘敏在淘宝网上做着一些诸如代售充值卡之类的薄利小生意。除了演出、排练，平时二人根本不会去酒吧，没有很多饭局，也没有和很多朋友HOME PARTY，更没有声色犬马的社交活动，平静的生活似乎有点单调，所以华东干的事必须得不单调。
此时此刻，华东面对采访的态度始终如一，严肃、狡猾又不苟言笑，“其实媒体的提问大同小异，我都能背了，‘你们为什么要唱英文歌？你们演出时为什么总是侧面观众？你们受哪支后朋克乐队的影响？’每次一听到这样的提问，我就特想反唇相讥‘你的采访前期工作做得如何？你上网查过资料么？你的问题网上随便一查都有答案。能问点有意思的问题么？’”呷了一口茶，华东开始讽刺他所遇到的各色访问，津津乐道于如何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去吓唬记者，尖酸刻薄暴露无遗，采访的气氛因此也越来越放松。
小时候，华东是从重点外国语小学、重点中学一路升学过来。华东的性格有点孤傲，跟他走得近的都是学校里的外国同学，他自己也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很喜欢跟他玩。小学时，有一名黑人同学曾转到华东的班里，这名性格同样有点孤僻的外国小男孩和华东一见如故，经常上他家做客玩耍。许多年后的某一天，华东拿着《INMUSIC》杂志，指着封面人物凯伊·韦斯特对记者爆料，这个男子就是他的小学同学，出乎意料的是，据媒体报道凯伊不久前还专门前往南京寻找当年的校友，或许凯伊也没料到，他的小学同学也干起了同行，并且干得还不错。只是和凯伊比起来，华东的这支乐队在乐迷眼里显得太过神秘，而他们的神秘和低调是否是故作高深的姿态，一直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去年的一次异地演出，与“重塑”同行的还有另一支国内乐队，事后这支乐队向唱片公司抱怨“重塑”耍大牌。原因是整个行程中“重塑”对乐队的态度颇为冷漠。对此，刘敏笑道：“我们不可能跟一个陌生人吃了个饭，然后就称兄道弟了，我们做不到，也不希望对方这样对待我们，你得尊重人和人之间各自不同的方式，别人不可能都跟你一个样似的。我们会选择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我觉得接受不了就会显得很被动，对于那支乐队，我们的方式就是选择放弃。”
谈到人际交往，刘敏肆无忌惮地敞开心中的执念，她觉得自己很难轻易跟陌生人相处，在同陌生人交往时，强烈的自我意识甚至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她不愿意别人把她琢磨透。即便是平时的生活中，华东刘敏和鼓手马辉也很少来往，生活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难看出，神秘的根源不是姿态也不是故作高深，而是性格使然，虽然这给他们带来不少额外的麻烦。
华东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吸引他人的注意，每到学校的文艺汇演总能看到这个大头男孩的潇洒身影，无论是独唱、跳霹雳舞还是器乐演奏，只要有表演的机会，他一定是最抢风头的那一个。
16岁时，某唱片公司发现这个高中生不仅会弹琴又会唱歌，于是华东便以键盘手的身份与唱片公司签约，做商业歌曲和演出。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华东吸引了不少女孩子，“有次我和一个女同学偷偷在公园里约会，为了装成熟嘴上还叼着跟烟，正在我潇洒不已时却遇到了爸妈，我连忙把烟一扔，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模样，正面走了过去，爸妈的表情跟遇到宿敌似的，也没吭声。事后我回到家，当然是被狠狠地家教了一顿。”
“父母现在对你的职业有什么看法？”
“他们常会说，东东啊，你做摇滚乐做得过周杰伦么？你都三十几岁的人了，你的同学都已经当爹了，都开公司了，都买车买房了，都三十而立了，你立了么？”
在同父母汇报自己的事业时感觉就像一场噩梦，父辈的论调和围追堵截令华东百口莫辩。“看上去我立得比同龄人晚了点，过程也较普通人有难度。”但是华东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其他的工作糊口，仅靠做音乐、演出，养活自己和刘敏，租着一套格局还不错的房子，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练就出一手众人皆赞的厨艺，华东说，“现在过的生活和上中学时所憧憬的生活一样，甚至还超出了期望值。”
然而，父母单一的世俗价值观是一道无形的压力，他们既怀疑你的职业前景，又埋怨你迟迟不见的功成名就，更无法向你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生活模式。华东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年龄增长，世俗烦扰只会越来越多，好在他更乐意说服自己将这些纷扰视为某种考验，华东做音乐的进取心就在重重考验下一步步稳打稳扎，“现在的我也算得上是成熟男人，一个成熟男人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花心思把眼下这件事情做得更出色，而不是去质疑当初所作的这个选择。而且，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华东除了行之本色之外，他和刘敏依然履行着自己那套带着锋芒的原则。
那么摇滚乐给了华东刘敏怎样的人生呢？
“摇滚乐只是使我当初选择了这条路，但是真正走上这条路后，发现摇滚乐扮演得并不是最重要角色，而是陪伴的角色。选择做摇滚乐，促使我们更认真地对待我们所做的事情。摇滚乐本身是传达不了什么信息的，是你如何去解读它所传达的信息。有的人也许受不了自己想象出来的信息，自然就崩溃了、折磨死了，最后把一切责任归咎于摇滚乐。”
华东说，他之所以来到北京做乐队，是因为北京能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当年和他一同来北京做音乐的其他伙伴，现在几乎都回南京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华东留下来了，而且是靠音乐留下来的。在北京做音乐的人很多，竞争激烈，一切淘汰流转更新太快，如果在北京能做得有说服力了，说明你这个乐队确实能有搞头，因此更容易能靠音乐活下去。
事情不就是这样么，为什么不能靠音乐活着呢？
“可以的，我们不就靠做音乐活着么。”华东的声调深沉而稳健，他望了一下刘敏，两人迅速地用眼神交换着某种讯息，“事实表明，我们还能过得更好。”话到此刻，华东和刘敏的目光停留在茶几的某个点上，像是一种坚定的凝视，这种凝视仿佛从困难中看到了慰藉，看到了他们应该拥有也正在拥有的另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