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娱乐观察员黄上润

　　从“超级女声”偃旗到“快乐女声”诞生，转型期所经历之种种显然并非能用“快乐”形容。47岁的超熟妇苏珊·波伊尔在英国选秀节目《英国达人》中一举成名，那天籁之声中带着某种纯粹与不谙世事，她显然是快乐的，但是即将包装出街的这些“快女”们，能否享受到如她一样的快乐？

　　选秀规范的趋势，民间的审美疲劳，种种利益博弈中的辗转妥协与不自主生存。选秀类节目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低潮。而由它们所批量制造出的明星，正在越来越多地陷入到反复与陷阱之中。诸如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楚生解约风波，就折射出了“草根英雄”们在名利与江湖规则之间的不适与彷徨，这难免让我们有所感伤。

　　高晓松前不久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经表达过一种观点：“在美国流行音乐是一种草根文化。他们大量的人会乐器，听音乐与玩音乐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在中国做音乐是一种专业的东西，需要培训与学习。因为这个民族，音乐不是他们很重要的东西……”（详情请留意本报本周四即将推出的《大牌一对一之高晓松专访》）。

　　选秀节目由火爆到如履薄冰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高标准严要求。企图在一个纯草根的秀场中赋予太多非感性的道德审美与非理性的市场要求，显然是可笑的。对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固然无可避免，然而真正能够打动我们的，谁说又不是那些音律的美好以及对音乐本质的执着追求呢？只可惜在大多数时候，掌握歌声审判标准的，要不就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要不就是一架圣洁的机器。

　　那么，我们究竟为何而唱呢？有一个很美好的口号“想唱就唱”曾引领过我们的声线，那是因为我们不敢涉及其余，其余太过沉重。

　　高晓松说：“流行音乐对于美国来说是个很传统的东西，他们能重视听懂音乐。在中国更重视听懂歌词，你说什么而不是你怎么说。本来音乐人才又少，市场依赖歌词，而歌词又是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手里，不是任何的人能在田间 、工厂、学校就唱起了自己的生活……”

　　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