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麦：尽管做一个山寨大国
看完《Dog Day Afternoon》的第五年，我听说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在一次饭局上，席间几个女孩拿该症标榜自我品味，同桌的两个70后文艺工作者听得面红耳赤，唏嘘不已。再后来有了豆瓣，在别人的相册里看见不少纳粹军装，或是一些样貌较好的盖世太保；姑娘们乐此不彼地在博客里贴上几张，即歌颂了个人审美情趣，也让来访并图谋不轨的小伙子们有了价值性参考。在我看来，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知半解和一味投入，变成了一种山寨的乐趣。
中国的个性在于，每个人都敢理直气壮地山寨；不仅要山寨境外的，境内的也要被捎到，韩寒说，“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山寨的提法来自香港，本指“大陆货”和“非正品”，却被拿来戏称为一种“抄了又怎样”的态度－－“那是看得起你”。有趣地是，那些自认为并非山寨之流的，在别人看来也山寨得流光溢彩。乐趣之后，山寨还可以是一种自我认同，于是，这乐趣也成了一种态度。
中国人用混乱的30年完成了西方摇滚音乐半世纪的进化，中国的阶段性音乐风格史，也开创了世界摇滚音乐的先河。让我们大体描述一下这几个摇滚的年代罢。1986年，中国出了个崔健，当时的社会接纳摇滚乐，犹如“打开大门迎闯王”，后来种种迹象证实，那个来自挽起的裤管震撼大于音乐本身；80年中后期，霹雳舞者抱起了电吉他；之后，续长发，穿皮衣，甩头、再甩头；金属look一下变成了北京摇滚学员的校服；世纪末的鸡冠头让年轻人又尝到了新鲜的白人朋克；自从独立摇滚出现，民谣小清新又没戏了，唱英文的出来了一批、说怪话的也有几个；总之，全国人的审美整齐划一，生怕脱离了集体归属感。在60岁生日上，这集体音乐的种种表象，被塑造成一种爱国场面、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马屁。
当然也有马屁打在马嘴巴上的时候。比如，全世界生产英伦摇滚的乐队的国家有两个：英国和中国，前者的出现是为了对应美国grunge音乐，实属正品。后者的出现，说法不一。英式摇滚不应该是一种风格，他是The Stone Roses这样的乐队牵引出来的一种回潮，他可以跳跃在独立摇滚、新浪潮或是后摇之间。当我们可爱的乐队们明白了这一点时，全世界早就不提英式摇滚这个说法了。不过，这个世界就是奇怪，你越山寨，你的“玉米”越多。“拿来主义”，你的情歌唱给谁听？
电影《Anvil》记录了世界第一批金属乐队中最没落的一支，Anvil乐队的主唱Lips做起卑微的工作，当他有机会返回舞台时，他像个孩子一样亢奋。在见到Black Sabbath的吉他手TonyIommi时，Lips上前恭维。Slash说他是先驱、Lars说他是灵感、Lemmy Kilmister说他很对路子，即便这样，这支见证了金属音乐诞生的“铁砧”却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地位。他们搞笑、诚实、愉悦自己、不扮酷、不找专业的经纪人，而这些，都是乐迷们不想见到的。“上了台的，会作态，上了床的，不能坦白。”摇滚乐噤若寒蝉：只有小心翼翼，才可以游到彼岸。
20世纪末，电脑连上网线，十年之内，人人玩转地球，工业时代结束。不久，摇滚乐走失了主人，直至时尚批量“救赎”，人人可以插上一腿，嫁接方式各异，万物“摇滚”。去年，当红台湾ABC替所有人喝问一句“摇滚怎么了”。
黑麦：男。京生京长，南半球流浪。三联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