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巴伦博伊姆的低票价能复制吗？
国内演出界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但凡指挥大师出场或世界名团演绎的音乐会，最高票价一般不低于1680元，6年前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沪音乐会，最高票价更是摸高至4000元。名团、大师的演出常与高票价画上等号。
如按照这“约定”，被伦敦《泰晤士报》评为“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位硕果仅存的传奇音乐家之一”的巴伦博伊姆访沪演出，票价一定不菲。然而，巴伦博伊姆最近在上海的两场音乐会，竟都创出低票价纪录。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一场音乐会，最高票价为580元；在东艺举行的一场音乐会，除回报赞助商的VIP票外，市售最高票仅为380元。这场音乐会成本与今年3月举办的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成本相仿。那么，巴伦博伊姆执棒的音乐会票价为何能卖得这么低？东艺总经理林宏鸣说，主办方拉到了赞助，票价才能成功降下，而拉赞助是要碰运气的。
名团演出：徘徊在“亏本”与“高票价”间
在所有交响音乐会中，素有“世界第一交响乐团”之称的柏林爱乐的音乐会算得上是“皇冠上的明珠”，出场费也是各大乐团中最高的。今年11月，柏林爱乐将再度来访，最高票价是2880元。这背后，是上海大剧院长达3年与乐团之间“软磨硬泡”的谈判，以努力砍低演出费。然而，更关键的是，大剧院拉到了一家金融机构150万元的赞助。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徐寅透露，这场音乐会票如果全部卖完，大剧院能收回300多万元票房，但根本无法打平成本。倘若拉不到赞助，大剧院要想收回演出成本，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票价。
一场国际名团的音乐会，成本由演出费、国际旅费、住宿费、场租和宣传费等构成。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以色列爱乐在沪的演出报价，每场分别为330万元、200万元和100万元；110人的国际旅费，大多在100万元左右；五星级酒店3天的住宿费，需要20多万元。这样巨额的演出成本，光靠票房，捉襟见肘。林宏鸣透露，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首次来沪时，最高票价卖到了2200元，然而，即便所有票子都卖完，也无法回收200多万的演出成本。票价太高，吓退观众；票价太低，收不回成本。演出运营商，常常徘徊其间，左右为难。
离开赞助，能有多少演出可盈利？
今年3月，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执棒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音乐会大获成功，大师对上海之行也颇为满意，然而，这竟是一次“亏本买卖”：虽然最高票价也卖到了1680元，但6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根本无法抵却140多万元的成本。如果非要靠演出收入抵消成本，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能伸手向市场要钱——提高票价。
这是个两难选题。对此，上海大剧院院长张哲很困惑：离开赞助，有多少演出能获利？从2002年至2009年，上海大剧院引进了8部音乐剧，演出400多场。张哲发现，这些音乐剧演出的票房总收入高达2.2亿元，然而，扣除高昂的演出成本，全部的盈利仅为1000余万元，如果再扣除2500多万元的赞助，仅靠票房收入也难以获利。
让企业赞助文艺演出，实在不容易
既然赞助能降低票价，何不多动员一些企业支持文艺演出？剧院的管理者们告诉记者，要说服企业赞助文艺演出，实在不容易。音乐剧《剧院魅影》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时，一家化妆品企业愿意提供400多万元赞助，然而，随之奉上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款：凡是《剧院魅影》要刊登广告，必须搭载该化妆品的形象，甚至对电视广告播几次、报纸整版广告刊登几次，都有明文规定，条件十分苛刻。
为改变企业赞助演出是“变相广告”的观念，徐寅每次都要苦口婆心地向企业宣传：剧场不是大众传媒，无法给予太多宣传回报。在苦劝无用时，徐寅只能企盼这家企业的老总是个热衷文化的“粉丝”，他一点头，条件就能放宽。倘若不是，那只能将有限的赞助费用分出一部分投放广告到大众媒体。如此一来，原本用来降低票价的赞助，便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缺乏赞助来源，剧院只能伸手向市场要钱、向票房要钱，如此一来，演出票价就会居高不下。但是，演出票价一高，观众就会被吓跑。由此，演出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这个怪圈，令剧院的经营者们很是苦恼。
本报首席记者 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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