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阿丝玛，她的皮条客和忧伤的老板
左小祖咒
这是左小祖咒的艺术作品《我的路》
《走失的主人》封面
文/ 雨龙(荷兰摇滚评论家)
在经历长达20年的挫折和处于边缘状态后，近年来，左小祖咒已成为一个艺术魔术师，一个文化英雄。
左小祖咒是中国过去20年来最多产和最具煽动性的音乐家，尽管批判性的音乐在中国的主流流行文化中仍属异类，左小祖咒作为文化英雄的成功证明了中国青少年对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歌曲非常感兴趣。左小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幽默与恶搞，以及趋向委婉的社会批判和更趋向于享乐主义的声音。可实际上，这个国家的青年人对现实正越来越愤世嫉俗，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左小的成功和吻合了这个趋势有关。
这是左小祖咒的艺术作品《我的路》， 它出现在了他2010年唱片《大事》的封套上。需要说明的是，路和驴谐音。
摇滚乐和它沮丧的对抗
何鲤在其写于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苍蝇”乐队和左小祖咒，“与其说他们是旗帜鲜明的弑父的一代，是对既定美学和道德观念的挑战者，不如说他们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明双重罗网中的逃逸者。” 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摇滚孤儿》， 它通过心理意义上的分析来诠释左小祖咒刺耳的尖叫和缓慢递减的嚎叫。1998年，左小祖咒的处女唱片《走失的主人》发行，这是一张反映1990年代青年人对未来失去方向的迷惘的唱片。
在和何鲤的文章写于同一时期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王继芳对左小祖咒有着更为直接的描述：
左小祖咒的打扮是典型的传统摇滚明星范儿： 披肩发，脸上架着墨镜，手指上戴着骷髅大戒指，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画家们说他整天都戴墨镜，谁也不知道他的眼睛长什么样。他说摇滚乐不是形式，又强调打扮与从事的艺术应融为一体。“我是暴躁的！ 我是愤怒的！”他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叛逆”这个词，强调自己搞的是“非主流文化”：“我在演唱时故意出现不和谐的刺激的声音，就是要让人不舒服，不然就不是摇滚乐！我决不把我的音乐降低到他们能听得懂的地步，他们能不能接受我无所谓。”
左小祖咒出生于江苏，曾在上海卖打口带， 1993年，他来到北京一处郊区，开始搞摇滚。左小等一群艺术家们称呼这个地方为‘东村’并试图在这里复制纽约的艺术景象。在荷兰学者高伟云(Jeroen de Kloet)著的《中国与打口碟：全球化、城市青年和流行音乐》(China with a Cut: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一书中，左小祖咒被定义为“地下”音乐的代表：
“1996夏天，‘左小祖咒’、‘苍蝇’和‘子曰’三支乐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联合演出，从事后看，这次演出可以被看做是中国地下摇滚乐的诞生之演……这些乐队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社会的批判姿态，以及音乐上的实验性。”
在高伟云看来，这种“地下”音乐与中国其他的摇滚乐形式，诸如金属、硬核朋克和民谣摇滚等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音乐上的实验色彩。下文中我会讨论到左小祖咒和前卫艺术的联系， 以及我对左小祖咒音乐的理解，现在我着重探讨左小1990年代音乐的反叛性。
《走失的主人》 只有一半歌曲的歌词出现在了唱片内页，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词被替换篡改了。这是唱片公司为了能通过审查最终出版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左小在他2010年出版的自传《忧伤的老板》中描述了这张唱片录制中的轶事。
“我知道很多歌词不能登，所以把它唱得非常清晰，唱片公司吓怕了，要求我进行第二次混音，把唱的声音做小，等于给我戴上了口罩。不但如此，在母带处理的时候，也将高频打得超高，再次淹没我的人声，几乎成了滑铁卢。”
很显然，那些词藏不住。性方面露骨的内容被去掉了，例如‘肛门’和‘生殖器官’便被谐音的词语替换了。生殖器官被改成了‘生活习惯’。此外，这场专辑中的歌词故意写得很晦涩。而有些歌词则给人以绝望和荒谬的感觉，比如在封套上被删减的《六枝花》。
酒是瓶子的脉搏
肛门由瓶子制造
瓶子 肛门是难友
瓶子 肛门 酒
谁是谁的朋友
谁会死在谁手
不要留下活口
不要弄坏瓶口
左小祖咒的第二张专辑《庙会之旅》(1999)以荒谬和搞笑的方式开始了第一首歌——左小在歌中假想自己是一个皮条客。专辑中的一些歌曲不仅仅局限于描述政治不正确的主观性、道德败坏和阴暗面，且不仅仅是政治性术语的简单使用，比如第二首歌《羞辱主义》，它的副歌中有政治的内容：“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共产：爱情的唾液。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的资产：爱情的拉链。”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前一后地释放出人们心底的欲望，似乎这就是《羞辱主义》想表达的东西。
第三首歌《苦鬼》的意义更深远了。著名乐评人颜峻撰文称《苦鬼》标准着中国地下音乐的开端。在这首歌中， 左小祖咒压着他的声音，采用后鄂发音的方式来演唱，这种演唱技巧让人想到了汤姆·维茨。
左小祖咒以缓慢的四三拍起头，在失真的手风琴， 模糊又刺耳的采样，低沉混浊的吉他Solo伴奏下，用他干哑的、显老的嗓音，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如果她接不着客，就会去偷一块铁(从一家国营公司)，为她弟弟买回一瓶乐百氏奶水。
每一个亿万民众失业的年代
我们学会解释自己的把戏
领导们总说：
“人多，锅小，我们挺好！
有的国家还在战火里纷飞咧”。
你叨着烟投降 跺着脚地想着窍门
人民被迫投降 人民越级上访
我投降在襁褓里 在出神地望着你
专辑第四首歌《冤枉》的歌词，有着政治意涵。
你试图通过长时间的沉默来贮备力量
以便疏通思想来宣扬他们高尚的灵魂
你已经行动，为了自在 自在是自由
自由是人权 可人权是政治！
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
你企图通过短时间的狂啸来创立经验丰碑
以便打开隧道通告他们：
“旅客同志们，十二节车厢已经失火，
十一节车厢的 马上就要烧到你们啦！”
诸位，我们在地下，不是地下精英，是过道
你不是诗人，你不爱政治，我也不是朋克
我们只是第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
《庙会之旅》的第五首歌是器乐演奏曲。在一句京剧人声采样后是短促又直截的贝斯Riff段，电脑制作的舞曲节奏，强烈的失真吉他，一些环境噪音和手鼓演奏的古怪节奏，最后随着中亚民族乐器的声音减弱。语言不需要了，让音乐来发言——左小的自传中也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即便我反对一件事，也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我只是个人，表达的都是很直观的、情感上的东西。我是我自己的国家，我是元首。我在《庙会之旅》里写过‘你已经行动，为了自在，自在是自由，自由是人权，可人权是政治！同志，你糊里糊涂地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艺术家是很难真正懂得政治的，我想鲍勃·迪伦和波诺也不懂，但别人听了你的歌，看了你的歌词，会说你写的是政治。”
国家对集体主义的推崇，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举措是不希望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中国第一个摇滚歌星崔健明确表示他不代表集体，而是只代表他自己。光凭音乐就能把人民团结起来似乎有些不大容易，但因此对音乐社会意义的轻视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左小的歌曲并不是存活于真空中，事实上，有一群他的铁托非常享受被他那刺耳狂躁的音乐，非传统的演唱技巧和贯层倾入的歌词所震撼。音乐中的政治性最早是出现在地下摇滚音乐家和前卫艺术家的圈子，下面我将就这一点进行讨论。
我们从左小的歌曲感受到的意义和东西与他告诉我们的常常并不相同， 这不仅是因为听众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认知去判断他歌曲的含义。实际上，左小对音乐和政治联系的讲述模棱两可，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上述王继芳文中他对政治的态度就让人觉得有些矛盾。确实，左小的矛盾也反映在他在政治舞台上态度。 我认为，左小祖咒音乐特有的含糊性和人们因此对他产生的各种解读，是让他成为明星人物的原因之一。
(责编： Soul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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