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中国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一个政治文化向商业文化转变的过程，那时候商业文化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商业上的成功并不带有更多的欺骗性，任何文化成为一种现象都是很单纯的。
崔健: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的传播媒体本身就有欺骗性，很多媒体都是以欺骗为目的。很多媒体存在一种红包制度，红包制度就是鼓励非个性，有红包制度就是在鼓励共性，在
这个年代个性不美，你想从无到有创立个性，就是丑恶的，根本就没有理想。谁去挖井是傻帽，谁去卖水才是真正的时尚。
三联生活周刊:这就是你在这张专辑中对文字工作者进行了批判的原因？
崔健:我刚才差不多都说了，他们视社会问题不见，专拣软柿子去捏，所以红包制必须批判，实际上它就是反对个性。
三联生活周刊:我刚才想说的是政治文化向商业文化的转变，对现在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感受到一个“文革”的后期，我看你后来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
崔健:时间本身就是个监狱，时代也是个监狱，很多人也会被框进去，这也是我最近想通的事儿。年代的压力负担特别重，很容易让我不愉快，成了无形的枷锁，从创作角度来说应该摆脱这种东西，只有发现了我和年轻人在商业上格格不入的时候，我才会想这个问题。平常从创作和友情上从来没有这种障碍。包括60年代，我没有觉得60年代跟我是同代人，我充满了对这个年代陈旧东西的厌恶。我没有觉得6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光荣的，从某种方面讲60年代对我来说是模糊的。我觉得生活状态决定了我生活方式和70年代是一样的，甚至和80年代的人生活方式是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有一次去你家，发现你有很多书，关于毛泽东的，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和现在的认识不一样。如果现在让你去写周杰伦这样的歌，你肯定写不出来。你在写歌的时候会想到年轻人听到后是什么反应吗？
崔健:我并不是不在乎媒体和大众，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所有听我音乐的人，我希望他多听我的音乐，不用怀疑了，我是为我个人做音乐。我自己有很多矛盾，很多难处，甚至是我的隐私部分，我像所有人一样，有一本难念的经，生活有很多问题，我的感情生活也经常出现烦恼事。我怎样去证明自己，怎么去看到我自己和理想的差距，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这就是创作的方向。怎么能知道我不是一个胆小鬼，我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的时候，觉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果，可是今天再听《无能的力量》或者《给你一点颜色》，它不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这是否意味你的创作姿态变化了？
崔健:太好了，我特别高兴你这样说。我始终不愿意给人一种结果，我愿意给人一个开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成功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果的成功。为什么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因为它给人一种方向，你所说的结果是那时候所有人都在找方向。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所有人都在选择结果，当他选择不到结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价值。恰恰相反，我的这个东西（专辑）是给少数人的，给理解我的人，不用沟通就能沟通的人，我的专辑是个开始，是一个新的开始，后面还有新的挑战。它传达的不是一种思想，是一种方向，这正是我愿意提供给歌迷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的起点是什么？
崔健:我的起点就是上一张专辑，我所有乐观的专辑成功的可能性都多一点，比如《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红旗下的蛋》有点太入世了，它是沉甸甸的放在现实中的一个蛋，《无能的力量》被很多人曲解成“无能”，实际上真正的意思是“无能”即“无权力”，是无权者的力量。我始终找我体能里最应该让我去产生力量的基础，产生我面对生活的基础，这是我最低调的一张。包括这张专辑，如果站在大棒子打蚊子的那种角度上，那一点都不是力量。什么叫力量？你的心态以现实中最重的东西作为砝码，怎么给它压回来。我这张专辑不是像《一无所有》时期是多年积累的过程，而是再创作、再积累的过程，我的积累过程其实是很复杂的心态，怎样去平衡这个心态。我对所有音乐风格的表述都有兴趣，甚至听任何一张专辑我都不能超过3首歌。为什么我喜欢MP3？就因为听众可以自己去选择，放在自己的专辑里，有可能信息量非常大，风格很复杂。可是我自己为什么不去做一张这样的专辑？我干脆四分五裂，每首歌都一个方向。后来我发现在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听打口CD的人绝对听不到这样的唱片。
三联生活周刊:一旦你把不同的风格做在一张专辑里，大家听着会感觉很别扭的。
崔健:我觉得如果没有听太多打口CD的人会接受这个，听打口CD的人太清楚西方音乐的概念，我也受过西方评论家的批评，说我的音乐有明显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音乐的特点，太复杂，说我们听音乐不专一。西方的音乐特点就是太专一，一个风格就是坚持到底，我干吗要像西方人那样？我本来就不是西方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是个很倔的人，总想跟现实叫板，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崔健:我觉得不是，我坚持个性，坚持个性不能叫倔，没有个性偏要弄出个性才叫倔。我觉得要是扭曲自己是对自己资源的浪费，所有倔的人都是长期以来没有对个性的系统认识，明显的反应就是中庸化，中庸被当成一种美德来称赞，甚至还能跟儒家思想对上口。对我来说都是值得怀疑的，我要用后半生的精力去批驳这种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倔强和执著促使你想做成一些事情，那么这二十多年有哪些事情你做成了，哪些没有做成？
崔健:这个东西只能说是正比的增长，活的时间越长，想做的东西就越多，不可能越做越少。有个台湾记者这样问我:“你准备什么时候退役？”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台湾的艺术家唱了10年就准备退役了，我说那肯定是他做得不高兴，这事只能是越做越愿意做，不能认为像马拉松那样去吃苦。做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做演出是一种生活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强调了半天个性，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在追求一种个性，你追求自己的个性跟市场化个性，还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人认为你有个性，和当年80年代的人也认为你有个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崔健:现在人的个性是市场需要的个性，不是人本身的个性，他们的眼珠已经不会看自己了。而当时流行歌曲是革命化的，突然到了70年代末期，邓丽君进来了，把情歌个人化。我们那时候自己创作，自己演唱，这本身就是一种个性。但现在的人都忽视了这东西，是一个相对进步的，他们认为有个性并不是相对过瘾的一件事，认为有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有个不冒险的生存方式，就可以了。谁谈个性就是对生活的一种威胁，所以他排斥所有的个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才说你不指望现在的年轻人像当初年轻人那样接受你的音乐？
崔健:几乎不可能了，你看我那时候一个采访都没做过，我现在只是配合销售，我觉得这种工作是我应该做的，因为目前这个方式是主流方式，也是对我工作团体的一个尊重。如果给我一个机会，给我跟那些明星一样的宣传渠道，我觉得老百姓都能接受我。我觉得我的力量大多了，我煽乎起来比他们能煽乎。给矿工演出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怎么成了《同一首歌》干的事情了？他们不给钱就不去，去了又装好人，居然没有人批评这个。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这张专辑里，你更想表达什么？
崔健:《蓝色的骨头》是我的一个起点，自身的东西更多一点，我更理性地想看我的未来，更准确地概括这张专辑。比如三角架有三条腿才会稳定，我觉得生活就需要“三”，“三”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无时不在。我的音乐里必须有力量、内容和音乐性，我的生活也是一样，事业、爱情和身体，少一个都不行。我这张专辑里给人是一种三三制。我是个非常理性的人，但我很羡慕那些单纯做音乐的人。我认为，《蓝色的骨头》是对专辑的一个概括。这张唱片和我第一张唱片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延续，不能说是一种改变，我把音乐变得更文化性，更不商业性，我的第一张专辑的商业意识比现在强，但我现在主动地把唱片与市场结合的文化意识比那时候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