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您好，崔健，长征是一个比喻，您内心怎么看待比喻的？摇滚和长征之间你能找到相关的东西吗？这二者分别代表什么样的精神？
崔健 ： 经常念叨摇滚的词是走过来走过去，寻找摇滚，寻找自己，我觉得中国的这种摇滚乐正好产生在西方的文化大量的涌入，和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一种向外开放的交合的状态之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在这种状态中都容易被丢失的，同时还有一些政治文化对个人文化的一些影响，正好我们的摇滚乐产生在这个年代里。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好多人受到了西方的教育，受到了西方艺术的熏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一些教育，但是他们撒开了左手的拐杖和右手的拐杖后发现摇滚乐是颤巍的，我们在问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能否站起来。
记者 ： 什么样的教育方式让你有了这种红色情结？
崔健 ： 红色是到处都是的，我们所谓被称作是生活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我们都是红小兵，红卫兵，都是这样红起来的，我们真正忘了红色的本质，这也是新专辑里的歌词是否鲜血把红色污染了，我们的红是因为什么而红的，也许恐怕这种传统的这种理解的红的概念里面，在我的心目当中真正与红色是敌对的，我们是更极端的，更极致地发生了这样的感觉，是我们把自己遗失在另外的红色中，这是我的红色与大的红色的对抗。
记者 ： 我现在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现在的中国地下音乐您有多少了解？您认为中国地下音乐现在欠缺的是什么？主要是地下摇滚乐。对于前一阵百事音乐风云榜胡彦斌有什么看法？
崔健 ： 只限于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北京的音乐是在半年前，半年以后的跟进的理解肯定也是欠缺的，所以我认为北京的摇滚乐有很多的新金属音乐，也开始出现了一些HIP-HOP音乐，他们都在试图在地上走，北京的地下的概念和一种主流产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是真正在西方的地下概念，西方的地下概念是拒绝主流，拒绝主流的任何一种形式，对于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拒绝，我觉得中国的摇滚乐没有看到他们是拒绝主流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不得不在地下的空间里创作音乐，他们有机会的话还是想进入主流。我不是地下音乐的代言人，我要是被迫做代表的话那也是一种错位，我希望我是一个自由创作音乐，我希望我的观众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多，可能这就是一种主流化，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么一种创作方式，我没有把自己放在地下里面，永远不来地上。
任何一种奖项都是理想化的或者是商业化的结合，我觉得在中国理想化少了一点，商业化多了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支持做音乐的各行各业的人，包括乐器、包括演奏、演唱、录音，各方面都应该有奖项，这是一个行业的标准，我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公平的奖项出现，但是这种理想恐怕目前来说只是一个梦而已，我觉得还不能成为一种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梦，真正的公平的做音乐的一种机会，我想现在还是需要各行各业的人的努力。
记者 ： 我想问一下，从您1986年走上音乐舞台，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里你在音乐上包括音乐梦想、音乐理念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您的坚持是什么？
崔健 ： 你一开始做音乐的热情一直都不要改变，做音乐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所以说，谁要说做音乐是除了享受之外还有什么目的的话，恐怕这个东西是在骗自己，我觉得肯定会在一定的时候就会走错，走偏路，后来我发现做音乐是乐趣，创作是一种乐趣，而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不是从有到有的过程，那个不是创作，是模仿，最重要的是从有感觉到没有感觉，慢慢从没有激情到有激情，这就是创作音乐的过程。
记者 ： 我来自雅虎中国网站，你的第一批歌迷30多岁、40岁了，有没有考虑到让你的歌迷群体越来越年轻化，还是你就希望始终30－40岁的人作为你的歌迷群体？你有没有考虑到加入一些国际的因素在你的音乐里面？
崔健 ： 我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去更多地想这件事，更多是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当我发现我做的音乐年轻人喜欢的话，我会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觉得也许这种做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此，你永远觉得有动感的群体在跟你有互动。
我想过，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努力，我曾经在国外搞过若干的演出，他们对中国的关注要大于来自一个中国创作群体的关注，高于对个人生长过程的关注，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不太公平，我们欣赏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是欣赏一些个体。从西方来讲，他们先是关注我们的大的群体，而不是小的个体，他们发现才能平等的交流，解决这种方法唯一的渠道就是在本土里面做到了我们的这种本土的音乐消费者产生的共鸣，才能够真正去证明个人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拿到一个中国的，一个来自中国的模仿西方音乐的一些表演形式，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说价值不是很高。
记者 ： 我是娱乐周刊的记者，我在前不久采访许巍等人的时候，他们现在趋向于平和的东西，您怎么看待？你的叛逆和愤怒来自哪里？
崔健 ： 我觉得年轻人的魅力是在于有动感，他的叛逆性也许永远可能不能去说，只有年轻人才有叛逆，也许老人比年轻人更有叛逆感，人的叛逆心态和理性化，选择叛逆的方式不是很动感而已，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现在新的音乐叛逆得多，是一种飞翔式的，我现在的叛逆性是非常尖锐的，我现在的叛逆比那个时候更理性，更成人化一些。
主持人 ： 就像在记者会最早的一个记者提到的那样，20年前崔健是自己的偶像，当时他很酷，现在不是很酷了，我认为是他的年龄长大了。现在记者会到此结束。
直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