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都市的蒙族人以宽容随和的性情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又倔强地把灵魂留在另一个世界里。
———摘自《北京蒙族音乐部落》(《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10月号)
6月5日，标注“三宝音乐工作室特别制作“的专辑《枪》在京发布，“三宝第一次全
程参与词、曲、制作及演唱”、“完全属于三宝个人表达的完整唱片“、“宣泄三宝音乐个性中另类一面”……
“《枪》是一张粗砺、狂躁、灰色的专辑，音乐中的电子噪音和很重的吉他音乐使人们根本无法相信这张唱片与三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媒体人语。“有点儿像崔健的东西！”能想象吗，大家印象中好像都已经典雅、感伤、唯美了一辈子的三宝会像崔健？！可去问先听为快过专辑《枪》的乐评人金兆钧，人家话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印象中的三宝呢？忘了几年前了，在北青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草原情结“，读到一句话：“音乐人三宝说，草原就是，在那里，你骑上马就可以回到你的家”。年头太久，那张剪报已经遗失，但关于三宝的那个记忆却一直留存，连同那种不经意间碰触到一个人心灵的复杂感觉。
“半个蒙古人”三宝长了一张让职业摄影师叹“很上相”的脸，线条斩截、轮廓清晰，印象里看到过的他每一张照片都有很好的眼神———不闪躲，气韵贯注，直接，而且强烈。但是他这个人，他的气质、心性和能量，他为人为乐的可能和方向，却日渐呈现越来越多的面、层次，还有似是而非的矛盾，让人越来越看不清楚。
丰富是一种吸引力。令你想探究它的源头，一个其实有可能是最简单的源头。
5月25日在三宝音乐工作室的采访被约在了晚上六点。两个小时后我离开时，第二拨儿访客已经就座，开始用热烈的语言恳请他为一部电影出手配乐。
三宝那个年轻气盛的助理低声过来恭喜：“看来你谈得不错，要不然15分钟你就会出来了”。圈中人称“宝儿爷”的三宝向有“对媒体不感兴趣、不合作，甚至略有简单粗暴倾向”的“恶”名在外，但真正交过手就知道，其实事情特别简单———他只是烦那些不做任何准备的记者，对之完全不肯忍受。而但凡让他看出你有备而来，那他对你和你的采访，简直可以说比你自己还要耐心。
音乐够不够商业化、有没有市场，我并不在意这个，只要我创作了它，那就是好的
记者：听过你新专辑的《北京晚报》戴方写了一段感想：“可能是一种挑战性的试验，也可能是一种血液里的灰暗，三宝越来越不喜欢大众对他的固有印象，他想打破，他想叛逆，他想以一种极有硬度、极有发泄感、极为阴冷、极为批判性的音乐摧毁大众概念中的中庸、平和、滑顺、浪漫、讨好的原有印象”。被大家以“流行歌曲升华版”喜闻乐见了这么多年之后，突然不耐烦了，是吗？
三宝：也可以这么说。但是……
记者：而且态度那么激烈，有没有“矫枉不惜过正”的成分？
三宝：那倒没有。说实在话，我做音乐没有太多计划性，我属于那种，经常突然会有一个什么想法，我就把它放在心里，想，然后找个机会把它做出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枪》这张唱片，也是几年前就有的一个想法，就是想做跟现实生活贴得更近的一些内容的音乐。我以前大部分写的都是，让人觉得是唯美的、浪漫的、很凄美的、很忧郁的……反正都类似这种。其实我生活当中，我不仅仅是这种气质，或者说，我不一定更喜欢这种气质。还有很多我更关心的东西。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关心社会的人。
记者：是，2002年你有一次跟人讨论“生活方式”，发言里有一句“我曾经读过很多关于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报道”，乍看之下很吃惊，因为一直以为你是个不问世事的人。某种程度上你好像也的确是的，比如刚刚自我介绍，我发现你都不知道北青报有副刊，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实录”，提“绝对隐私”都一脸茫然。
三宝：我对媒体说实话不感兴趣。但我特别喜欢看一些纪实报道的东西，比如报告文学，采访100个农民，采访在北京打工的底层的社会状态，这种。看电视，碰到“社会调查”、“新闻看法“、“质量万里行”，类似这样的节目，我都会比较关注。平时看书也喜欢看一些社会学的、关注人文的那种。看这些看得多了，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有，就有一个冲动，想用我自己比较熟悉的音乐这个手法来说一些想法和看法，或者你说是发泄一下，也可以。
我的创作分两种，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的。所谓被动就是别人来找我写的东西，给歌手写歌、给影视配乐。更多时候我是在被动创作。主动创作，就是我自己要写的东西，比如这个《枪》，包括你说你喜欢《云南映象》，那也是主动创作，因为在音乐上杨丽萍没有给我任何的要求，没有说她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她只是说“你就做就好了”。
记者：那是不是这样，只要是你的主动创作，你就可以不计报酬、也不计将来的结果？用金兆钧的话说，这张新专辑你也是一意孤行，“没有任何市场可能”的情况下就做了。
三宝：主动创作对于我来讲一定是这样，我根本就不会去管市场，我根本就不去管人家喜欢不喜欢，我只是把这个事儿按我的方式做出来。甚至，像1995年写的《归》，还有这张《枪》，都不是什么“不计报酬”了，根本都是我自己花钱做的唱片。
一个人在完全孤单的情况下，会给自己唱歌，仅仅是使自己快乐
记者：对《归》我有所耳闻，90分钟的器乐套曲，应1996年香港国际艺术节邀请而做，你带领当时北京最好的乐手，香港国际会展中心演了四场，轰动，好评：“深厚的古典音乐功底，结合现代音乐及蒙古民歌，赋予音乐强烈的画面感。”
三宝：演完之后那些乐手说你别演完就完了，最好能出一张唱片。可那个年代，还很少有人做这种音乐。后来人们才把类似这种音乐称之为“世界音乐”或者“NEWAGE”音乐，成为一种很风行的音乐类型。但1995年我写这个音乐的时候还没这种概念。
我是一个那种做事方式的人，就是我自己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说简单点，我不想去麻烦其他公司给我掏钱去录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写流行歌什么的积攒了一些钱，我就把这些钱拿出来录了这么一张唱片。当时录得很细。我现在也都可以这么讲，在1995年那个年代，这张唱片的录音质量绝对是一流的。
记者：花了20万？
三宝：不止，将近50万，是我当时几乎全部的积蓄。做完就完了，就放在那儿。可能真是跟性格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我的工作就是把这音乐创作出来，把它做好，录完了，至于发行什么，都不应该是我去管的事情。总觉得应该是别人帮我来做这些事情。朋友推荐什么的，也给一些唱片公司听过，基本上都是觉得太不商业了，然后就没想发。我说不发就不发。就放这儿了。很多人真是觉得那太可惜了什么的，我觉得我得到我要的东西了，我的释放已经完了。我也没觉得可惜。最后这张唱片前年发了，但是一个字的宣传都没做。
记者：如此说来到这张《枪》，你是进步了，在宣传这方面。戴方写文章为你不平：“令人悲哀的是，面对这样一张很个人性、很忠于自我的、纯粹的专辑，唱片公司所选用的却是一种炒作三宝与女歌手何西是何种关系这样无聊、低级的方式。用捕风捉影、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数玩弄歌迷和公众，对三宝与何西的音乐努力与付出简直就是一种污辱”。话说得算相当重了。印象中你性格是挺烈的那种，在圈子里以待人苛刻著称。但对这个，你好像也忍了。是不是对于你的主动创作，除了贴上你自己的钱，你其实还能付出更多？
三宝：这张唱片我为什么要开始做宣传了，是有一次跟一家唱片公司的负责人聊起《归》，他说那你这等于白做啊，你干吗做完了之后不让人知道呢？不做宣传没有人听到，你做这件事没有意义。我觉得也是。我就跟他说，那《枪》的宣传我就交给你，你帮我做，因为我对这种东西完全外行，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做，他安排。
记者：可帮你也可以选更好一点儿的方法吧？
三宝：我当时说，你随便做，只要别出格儿就行。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有原则。你看这两天他安排一些采访来，我今天又骂走一个。这几天每天来的这些娱记，有被我说哭的，刚才两个都被我骂跑了。每天都会有。因为我有我的做事方式，我觉得我们聊的、你采访的东西我不感兴趣，那我就不感兴趣。就算是给我自己的唱片做宣传，那对不起，我也有我的原则，我不喜欢我就不做。
我的音乐气质是蒙古文化养育出来的，这个民族韧性特别的强，能弯但它不折
记者：说到你的性格，《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去年10月号做了一个“蒙古人”专题，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北京蒙族音乐部落》，里面这样提到你：“虽然三宝是蒙古族音乐人，三宝的大部分音乐作品和蒙古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音乐气质却是蒙古文化养育出来的。三宝的音乐，在不了解蒙古文化的人看来就像个谜。大气，凄凉，唯美，严谨，叛逆……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归为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风格在他的音乐中浑然一体。”
三宝：对。
记者：它对此给出了一个解释：“如果你熟悉蒙族人的性格，你就明白这些东西原本就是统一的，而且有些只是用汉族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概括，在蒙族人的内心深处本不是这个概念。如果我说，蒙古男人有山一样的温柔，蒙古女人像水一样的坚韧。你可能觉得我在写诗，用自相矛盾的话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在蒙古高原上，山真的是温柔的，山的曲线像舞动起来的巨大的丝绸，但又是凝固的，沉稳而博大。水真的是坚韧的，在那样平坦的容易渗透的土地上百转千回，艰难前行，滋润着走过的土地。这恰好是蒙古男人和女人的性格，三宝的音乐中充满着这样的‘自相矛盾’，这让他在公众领域里显得与众不同捉摸不定。”
三宝：我觉得这人的文笔很好，而且他分析得比较深。我相信他也是一个蒙族人。关于蒙古人的性格，他至少有一点说得比较准确，蒙古族这个民族它是比较有韧性的，它能弯但它不折，它的韧性特别的强。
我的民族情结也是挺浓的，但我是一个跳出来的人。本身我血液里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人，我是一半一半，我母亲是南方人。我生在内蒙艺校，在那个大院里一直长到13岁，天天都可以听到蒙古音乐，对于蒙古族的民间音乐耳濡目染非常地熟悉。同时从小我母亲又对我进行严格的西方古典音乐教育。所以父母血液和遗传、我生活的环境、我接受到的文化熏陶的差异，导致了我的性格特别矛盾，甚至有的时候是彼此冲突的。
比如，有时候我会非常喜欢特别唯美的东西，反过来我又会特别喜欢特别反叛、特别血腥的东西。这两种东西都会融入在我的血液里边，融入在我的喜好里边。总之我是不喜欢那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就是那种，你说它美吧，好像也一般，你说它丑吧，它好像也没丑到哪儿去。
记者：不够强烈？
三宝：对，不够强烈。你刚才说喜欢我的《云南映象》、《你是这样的人》，那种比较唯美的、或者说得俗一点儿比较大气的……
记者：宽广的。
三宝：对，宽广的气质。那我《枪》这张新专辑里我的另一面，我觉得你可能就不太能接受，或者说不太喜欢，就是愤怒的、反叛的、批判性的，或者是嘲讽的那样一种感觉的东西。可这些也都是融在我骨子里的。就像看电影，《发条橙子》我不是一般地喜欢，还有《猜火车》、《疾走罗拉》，甚至《不可撤销》，我觉得特别棒那个片子。但是反过来讲我也喜欢那种特唯美的，《天堂电影院》、《美丽人生》、《海上钢琴师》。就如同我非常喜欢吃日餐，反过来讲我又非常喜欢吃火锅，它们真的是不一样，完全不同，给你的口感，包括你吃的状态都不一样。
记者：但都挺极致的。
三宝：对，我就喜欢这种特极致的东西。
我喜欢体验生活中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是快乐的，其实挺悲惨的、挺乏味的
记者：我觉得挺有意思，你极致，但是带来的另一种结果是你比大多数人宽阔。
三宝：可以这么讲。这个跟我母亲有关系，她从小在给我听音乐这方面，就是特别宽。所以我听的音乐类型特别特别多，什么类型的唱片我家都有。这个习惯是我母亲开始就有的。从她上音乐学院的时候起，她就开始搜集唱片，“文革”时候被抄家，装了五大萝筐的唱片被抬出去砸，砸完了往外捡还捡出几百张，这些剩下的唱片就是我小时候的音乐启蒙。
记者：看你提过“小时候偷听妈妈唱片那个下午的天真和孤独”。
三宝：我的童年完全是特别孤独地过来的，在外面玩的时间相比别的孩子要少得多。一是每天做完作业至少要练两个小时的琴，再加上那时候我父母都非常忙，经常出去。两个哥哥一个比我大10岁，一个大9岁，没法儿带我玩儿。所以总是把我反锁在家里。不光晚上，白天也是，尤其放寒暑假。一直到小学四五年级，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我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没电视、也没游戏机，那时候的孩子你说能干吗？我更多的时间就是听音乐。我喜欢听音乐听唱片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养成的。这一点上我们家倒还比较有优势，那个年代还没有多少普通家庭有录音机、唱机。我们家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老收音机，‘波罗的海’，这牌子我还特别记得，我经常听短波，有时候能听到国外的台，主要是俄罗斯的台为主，它里面经常会放一些音乐。
记者：难怪你说：“我最好的老师是唱片。”
三宝：在这一点上，我绝对可以说比其他做音乐的人起点高。因为我很小就开始接触西方的古典音乐，而且听得特别多。像这样的音乐，可能现在都没多少人听过，而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跟它们天天生活在一起。虽然那时候也……你想几岁的一个孩子不可能理解作曲家创作时候的那种心态，它们只是给我一种感觉，一种状态，就觉得……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没有流行音乐听，都是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有长度，它带着你走，它在一个作品里边有很多种情绪表达给你，一会儿带到你豁然开朗，一会儿把你压到一个小的黑暗的角落里边，一会儿又觉得特别忧郁，一会儿又觉得特别的幸福，等等，可能这些东西都在小孩儿的那种成长阶段，潜移默化带给你，让你内心的情感会比较丰富。
那次跟他们讨论生活方式，我就说，可能和我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后代有关，我喜欢搬家，我粗算了一下，在北京生活5年我搬了6次家。在别人眼里，我搬一次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他们总说，你怎么又搬家了？多麻烦呀。因为我有很多音响设备，都很大。每次搬家都要拆箱、架棚、接线等等，可我做这些非常有乐趣，我喜欢体验这种生活中的变化。其实生活中的各种体验包括沮丧、悲伤、激情都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人说要追求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倒觉得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是快乐的其实挺悲惨的、挺乏味的。
记者：就是说，丰富最重要？
三宝：对，丰富最重要。别人无论带给你快乐、痛苦还是失望，关键看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的心态就是，我都先去接受它，我把它看成我生命中的阅历，这样一来，就变成这所有东西，我都是在享受它。这样到最后，至少，“孤独”、“痛苦”、“压抑”，我都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了。
比起多年前偷听妈妈唱片那个下午的天真和孤独，我有了更多的世故和从容，但我仍然像那时候一样热爱音乐
记者：我跟金兆钧谈到你，他说：“三宝有一点我觉得他很有点儿艺术气质：基本上这么多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年当交响乐指挥，觉得这个团不行，说不干就不干了。大地唱片校园民谣那段儿，他是总监，当时叫‘大地音乐创作群’，当两年，说不干就不干。”
三宝：我觉得其实简单，我曾经算过，人，他从零岁活到80岁，真正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可以用的就是十几年，你这十几年你还不好好把握？在不影响别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其实最重要。人在这世上都是过眼烟云，谁都是到这儿来走一遭，那你到底是想怎么走这一遭？你觉得那些东西重要吗？
有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是你没办法的事，到1997年金兆钧、宋小明来找我给《百年恩来》写音乐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我能写这样的东西，甚至没多少人知道我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学古典音乐、学管弦乐指挥这个专业的。只知道我写了一些流行歌而已，《断翅的蝴蝶》知道的人都少，知道得多一点儿的是《我的眼里只有你》。大部分人认为，“哦，三宝就是写那样的歌的人”。
《你是这样的人》之后，金兆钧跟我说：“你也回归了，三宝，你还是玩古典音乐的。”可是，大多数人看到的，却是我的“影视时代”从此开始了，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不见不散》，孙楠，直到沙宝亮，《暗香》。其实我心里明白，写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工匠。比如，一个木匠，我的手艺还不错，我做了一个桌子，人家觉得这种桌子不错，然后让我打造一个跟这差不多的。那我说，你不是喜欢这样的吗？那我就给你打造出来，交给你，就完了。我的工摆在这儿呢，我不会差。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我真的特喜欢，那不好说，那是另外一回事。
记者：“生活在都市的蒙族人以宽容随和的性情适应着都市的生活，又倔强地把灵魂留在另一个世界里。”刚才我提到的那篇《北京蒙族音乐部落》里有这么一句话。
三宝：现在我们身在的是一个出不了大师的时代，跟我一起做《金沙》的关山，也是特别有韧性的一个人。他写过一本书叫《一路奔走》我特别喜欢看。我记得他访问的人里，有一个杭州的古董商，他跟关山说到一张晚清时意大利摄影家拍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反清团体。他说，从这张照片上，能看出来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能够看出来他们是给刀就能杀人，给笔就能写文章。我们说的“能杀人”是有信仰，为一件事情去豁出命来，就像早期的共产党人，还有早期的国民党人。像孙中山，能招募勇士，能组织军队，然后能写出“三民主义”。今天我们什么都不成，这就是精神境界不同。古时候，“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土匪是这样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的精神状态。所谓大义凛然。那不是豪言壮语，那是一种精神看法：“我对人生的看法是我还能再来，我今天输给你不要紧，咱们回头见！”我们现在的精神境界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样看待死亡？
我觉得这说的真是一个社会问题，跟社会的环境有特别大的关系。现在的人，都觉得时间短了，他没有时间坐下来去想想我应该做什么。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被动的，所以就变得，没有大师，也没有刚才说的那种精神气质的人。
记者：朱伟在《有关品质》里感慨你母亲辛沪光当年写出的《嘎达梅林》，“你会惊异于在1956年，一个刚毕业、二十多岁的女大学生在与一部英雄史诗‘接电’后能有这样迸发的一种力量”，“崇高现在成了一种奢侈，绝不是一个大学生从一个民族英雄史诗里再能够读得出来的。浪漫只有在质朴中才能被升华，而浪漫中才有被质朴感染的崇高。无论浪漫还是崇高，好像都是与现在大家都孜孜以求的钱背道而驰的。……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一次次泪流满面地被辛沪光近50年前的作品所打击，是因为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那种雄浑与广阔，那个草原其实早已不复存在。”
三宝：我朦朦胧胧记事的时候，就已经听过母亲写的《嘎达梅林》交响诗了。这部作品同我的母亲一样，对我的音乐道路影响很大，我相信也会继续影响我一生。有时，一个人应该想想自己在做什么，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我经常问自己，所有这些我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创作的音乐，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有时候我做出来的很多工作，人们会说不够商业化，他们担心市场。实际上，我并不在意这个，只要我创作了它，那就是好的。蒙古和西藏牧民的音乐与他们的地域极其吻合，在广袤的草地上，一望无际，人见得很少。有时候，只有一个人伴着羊群和牦牛。在这里，你能听到非常遥远的歌声。一个人在完全孤单的情况下，会给自己唱歌，仅仅是使自己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