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听歌 blog)　1997-2008

　　画板、颜料，以及堆积如山的木盒子……艾敬在北京的工作室，已经几乎看不到和音乐有关的什么东西。除了一张小小的CD。封面用的当然是今年最流行的中国红，隐隐有一行字写着：2008年8月8日晚8：00。

　　那个时刻，举国欢腾，艾敬也满心欢喜。2008年，她觉得一定要回国做点什么，于是从纽约飞回北京，在飞机上就写完了新歌《我的2008》：“乘着一阵风，带着我的梦想，接近我的目标，去努力得到它。”然而伟大时刻到来的夜晚，她却又去了日本东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解释不了。”

　　那一刻，心里感受如何？

　　“落寞。”艾敬答。“我更希望在中国的电视台做节目，和中国的直播一起见证历史。”

　　有区别吗？有。“我这么爱国，其实我还是很边缘。”她微笑着说。

　　很多人记忆里的艾敬，还是那个穿着宽大的男式外套，抱着木吉他边弹边唱的姑娘。1992年阳光灿烂，她长发飘飘，唱歌如同街坊聊天般絮絮叨叨：“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这段影像朴素干净，如同日记本里不经意掉落出来的花瓣，还留着当年风干时的形状。《我的1997》MV是张元( blog)执导的，1992年10月在央视“十二演播室”栏目里首播，迅速流行，基本成了当时的唱片公司和歌手们拍MV的范本。翌年同名专辑上市，1个月时间就卖到了20万张，而且在日本还有3万张的不俗成绩。制作这张专辑的幕后班底，有三宝、何勇(听歌)、陈劲、臧天朔、刘效松、黄小茂、王迪、艾迪、王勇……这份名单，即使搁在今天的华语流行乐坛来看，也称得上顶级阵容。

　　《我的1997》是艾敬自己作词作曲的第一首歌，写歌的时候，她只是来中央戏剧学院大专班进修表演的学生，无数“北漂”中的一员。一切都如歌中所写，这个姑娘17岁就离家闯荡，“凭着一副能唱歌的喉咙，生活过得不是那么紧张。”她向往着八佰伴的衣服，向往红磡体育馆和午夜场，向往着花花世界的香港，直到有一天真的“给我盖上大红章”。

　　【艾敬说】

　　以前我喜欢香港歌，但是不会粤语，只能自己写词。为什么要写1997这个题材，可能是骨子里觉得1997是大家的事，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跟我自己也有关系。我听过美国民谣歌手苏珊娜·薇格的一张唱片，其中有首歌叫《My name is Luka(我的名字叫卢卡)》。她就唱道我的名字叫卢卡，我住在二楼，如果你经常听到我的家里有吵闹的声音，不要觉得很怪异……就是这种叙事性的歌词。我就想，她写的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说我的名字叫艾敬，我从沈阳出来，我去过北京，现在想去香港。我的经历比她丰富多了，也可以写首歌。

　　写完了以后，我找了很多人作曲，他们都说你这个不是歌词，简直是诗歌，数下来一行能有13个字。专辑的编曲王迪鼓励我，说这首歌你应该自己写，别人写不了。

　　我第一张专辑合作的音乐人，已经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了，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他们能来给我帮忙。臧天朔帮我弹琴，王迪帮我编曲，还有打鼓的三儿、刘效松，都是崔健(听歌)乐队里的，艾迪、何勇也来帮我。因为当时有能力录音的人就不多，下决心做到最好的更少，在北京做音乐的这些人，你一张专辑如果没想法，他们肯定不会来。黄小茂就觉得，他的想法可以在我的专辑里实现，合作就很愉快。

　　《我的1997》在日本很红的时候，经常有外国记者认为，这首歌里有政治隐喻，他们理解成你之所以想去香港，是认为内地不好。当然记者不会直说，他们会从别的角度拐弯去问。每当他们这样问到我，我就会说，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是love song。

　　其实我是在为蓝领歌唱。因为香港给我的幻想和吸引，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它的“服务”。这种服务是指城市、社区里的那么多公共设施，那么周到，那么浪漫。我们过了多少年才有午夜场的电影院啊，才有那些深夜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啊。这些设施都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享受它们的人和做这些服务的人都是老百姓，都是蓝领，我关注的是这个层面。

　　写完这首歌，我才第一次去香港。

　　其实刚开始去，也不是那么喜欢。我觉得香港的噪音太大了，路很窄，楼很高，汽车的声音都被笼罩在下面，还有冷气的声音，全都冲到街上。这种噪音让我似曾相识，像小时候父亲的工厂，有点找不着北。我吓坏了，我以为香港应该是很静的状态。我对声音很敏感，第二敏感的就是光，就是色彩。那时候香港还不是柏油马路，是石子、水泥，一块一块的白色，很刺眼。声音和光的刺激，太炫了，让我眩晕，好像踩到珍珠上，怪不得是“东方之珠”。

　　等我从眩晕中回过神来，看清它的时候，我对香港的感受就更深了。我比以前更喜欢香港，比方说巴士特别好，地铁特别好，还有吃的东西特别好。鱼蛋粉，那个时候9块钱，现在20多块。我亲眼见到清早起来串鱼蛋粉的人，他们低着头，不看周围的世界，只专心打理他的小食档。还有一次我去拍MV，凌晨4点钟，看到报摊的阿婆，已经拿着新鲜的报纸在分类。你说一碗鱼蛋粉、一张报纸能有多少利润？可是他们很敬业，很努力地打拼。为香港的美丽，付出最多的就是他们。

　　艾敬在歌里写过，童年的记忆是沈阳一个叫做艳粉街的地方，那里没有漂亮的儿童车，只有一起玩“跳方格”的小伙伴，和永远忙碌沉默的大人们。“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我们姊妹三个是爸和妈的欢乐，尽管我家里没有一个存折。”她还记得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大哥哥，被街道大妈押着游街，“他的裤子已被撕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

　　所以艾敬童年最奢侈的梦想，就是“四个现代化”。六七岁时小艾敬就在纸上画冰箱、电视机，听大人们说，这些东西会在2000年变成现实。

　　【艾敬说】

　　我母亲是满族，可能我血统里就有不安分的因素，从小幻想着更大的舞台。上小学时我是全校文艺最突出的学生，参加唱歌比赛拿了很多奖状，我就觉得沈阳这个舞台已经没什么了，也许我应该站在北京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唱歌。

　　我就离开家了。初中毕业读艺校，学美声，老师想培养我做抒情女高音。可是我没有读完，我喜欢流行音乐。传统的唱法，一首歌要练半年，感觉都磨没了。而且我理解不了的是，为什么要学意大利文？意大利的文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象不出那种华丽的宫廷生活。能打动我的音乐，就是美国的country music(乡村音乐)，那才接近我的生活。

　　于是我到北京，考上了王昆老师的东方歌舞团。经过了5次考试呢，最后一次我唱的是《小白菜》，还唱了《信天游》，我对自己的声音有自信，觉得王昆老师会喜欢。

　　我在东方歌舞团待了一段时间，忽然又觉得，怎么北京的团和沈阳的团都是一样的啊？因为都是一个体制嘛，有团长管着，经过考核才能有机会演出。于是我就开始干很多私活儿，所谓的“私活儿”就是出去录音。比如最有名的一个私活儿，是甲丁找我，录了一盘带子叫《大趋势》，卖了600多万盒，其中有首歌叫《沈阳啊，我的故乡》就是我唱的。那时候我17岁，一晚上唱了5首，甲丁说你累了吧，分两首给朱桦(blog)吧。录一首歌能挣几百块，相当于现在几千块呢。

　　干私活儿我不敢写自己的真名，但也不愿意改名字，就写了个“艾静”，我想我应该“静悄悄地”干私活儿。600多万盒磁带卖出去，就有人找我，要给我出专辑了。我就去广州，待了一年半，跟白天鹅、太平洋、E时代、广州中唱这些大公司都合作过，主要是翻唱港台的流行歌曲。除了录歌，居然还拍了一个电视剧《情魔》。因为导演看到我的唱片海报，觉得这女孩“长得像山口百惠( 听歌)，笑起来像栗原小卷”。

　　广州的唱片工业比较正规，虽然我们是翻唱别人的歌，可是每个音符都要重新录，词曲版权也要给人家钱。对我来说，这是个锻炼的机会，翻唱了十几张专辑，也挣了不少钱。但我当时觉得很茫然，音乐道路肯定不是这样走的，我这么小就挣这么多钱，太安逸了。在中国原创音乐兴起的年代，为什么不能有我自己的专辑呢？这就是我的野心。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戏进修期间认识了来北京的徐克导演，他建议我改回本名。我想对啊，人们应该记住的是“艾敬”。

　　东京-纽约 China girl的梦想

　　1996年，艾敬签约SONY唱片，把自己的音乐阵地全面转向日本。有一天肚子饿了，她走进东京的一家餐馆，对着满纸日文的菜单发呆。这时，女招待突然用中国话问她：“想吃点什么？”

　　“你会说中国话？”艾敬吃惊。

　　“对呀，”女孩一笑，“中国人当然会说中国话。”

　　艾敬就写了一首歌，《东京餐馆里的China girl》。“远方有你的妹呦你的哥呦你的自行车，那有条小胡同小河流在你家门前流过。这里有你追的梦你受的罪你是否想过，满天是星星太刺眼你想摘哪一颗。”事实上艾敬和这个餐馆女孩再无更多的交流，她只是在猜测，同样身处异国他乡，与自己并无交集的陌生人，会有怎样的生活。

　　【艾敬说】

　　《我的1997》起点太高，第二张专辑《艳粉街的故事》开始和陈升(听歌)合作，乐队是澳洲的，录音在香港。然后第三张去日本，第四张在美国，我就不在国内做音乐了，因为不可能把那些顶尖的音乐人再聚到一起，我不能重复自己，必须走出去。

　　第一次去纽约，我找了个房产中介，我说我需要住在中央公园旁边，你帮我找个公寓。他说你要住多久，我说三个月，他大吃一惊：“中国人来了想住三个月就走？不可思议。”我讲这个例子不能代表中国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但是可以说明一点问题，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来纽约，就应该千方百计留下来，扎根在这里，才算合情合理。而我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抽离的，是一种漂流的状态，我想这恰恰像艺术家的生活。看到什么我都想写歌，纽约到处都是印着“Made in China”的东西，我就写了《Made in China》。这张专辑是个契机，让我从音乐转向艺术。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觉得艺术可以使我忘掉很多。

　　从1999年开始我比较认真地画画，2005年开始，待在纽约的时间比较长。每天早上起来，吃面包和咖啡，然后就去画室，一整天过去，傍晚去买菜，回家花三四个小时煮饭，这么久也不过做出两个菜。我家人说，你把做菜也当成艺术了。我有时候也会想，这有什么意义呢？人非得干活才觉得自己没白活着？艺术就是打发时间让自己感觉到存在？反正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快乐。

　　音乐-艺术 传递中国能量

　　11月初，艾敬要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做一个展览，作品就是堆在她工作室里的那些方盒子。从北京奥运倒计时100天起，每天的日期数字印在盒子上，打开来，里面是当天的报纸，《纽约时报》、《南华早报》、《新京报》……艾敬觉得在国外这些年，省略掉很多情感的挣扎，对祖国的关注会更客观。“我跟徐冰聊起，为什么要回中国来。他说你看中国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更刺激，更适合做艺术。”艾敬说，“我也有同感，这一年哪怕什么都不干，也一定要回国。”

　　使用艺术，想表达什么？抑或说明什么？

　　【艾敬说】

　　我想表达的东西挺多。比如符号，这种抽象的东西会给人很多信息。不用说2008年8月8日8时这样的数字，谁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单是随便一个普通的日子拽出来，都会给你不同的感受。4月30日那天你在干吗？哦，可能在吃饭，也可能刚失恋呢。5月12日地震了，世界就变成了黑色。到8月8日，又变成了红色。这些符号里也有很荒诞的感觉，荒诞就在于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相信“8”，谁能告诉我，“8”就代表幸福？但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相信，你看这个8，两个圆圈在一起，很好看，像装满了宝藏的葫芦。

　　所以我有了很多理由，要把这些日子、这些数字留下来。也许十几亿人对“8”输入的气场，真的会产生一种能量，这一天使你感受到的讯息，在今天、在10年以后、20年以后，都会不一样，就像蔡国强在纽约上空炸开的云，太伟大了，太玄了。

　　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我的1997，在国家和民族面前，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是集体里面的一个小小分子。而我总要强调个人，个人没有什么不好，一滴水是最真实的。我的2008也一样，本能告诉我，你要把我这个小分子汇集，我就会汇集；你要不把我汇集，我也会表达自己。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熊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