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开始后，各种大型音乐演出接踵而至。早些年的这个时候，我应该在现场，等待着一场声音和身体的狂欢。
但现在的音乐现场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而自己以前确是一个热情的摇滚铁托。学生时代，不管乐队水平高低，演出场地远近，只要兜里还有那么一点钱，就愿意去为现场付出。世纪之交的那场策划和宣传极其失败的“昆明现代音乐周”，我天天必到，望着寥落的
人群，不免猜想“我是不是唯一买票看的傻蛋？”后来，当年那个拍出纪录片《自由的边缘》的家伙逢乐手和乐评就介绍：“这是位摇滚铁托。”“铁托”这词我挺抗拒的，又不是谁的粉丝，虽然当时觉得搞音乐的家伙们总有一层神秘但不伟大的光环，而那时我自己也搞。放下吉他，立地成人后，反倒感觉和这“圈子”近了。从几年前逢人便炫耀自己和某乐手多熟(这种事情在如今看来挺丢脸的)到后来习惯性地与乐手见面寒暄或瞎聊，再到现在因工作所需才“被迫不得不”和乐手交流。这是一个势力派或曰逻辑实用主义者的成长历程，也是我相信的，在中国之所以没有摇滚偶像(老崔或许可以排除在外)，除了这块土地本无摇滚精神土壤的客观原因外，主观上是乐迷和乐手间太没距离了，而没距离怎么产生神秘的美感呢。
在此转型期间，我经历了从北京迷笛到上海爵士再到广州新年音乐节等多次大型现场，各城市的小型酒吧现场更不尽其数。那些时候，我冲入人群、横冲直撞，假公济私地扛着一台性能出色的Sony PD150 DV，四下拍摄。
虽然我的确以超越杜可风十倍的晃动速度创造出独门功夫“Pogo影像派”(因为我多次扛着机器勇敢冲入pogo现场)，但至今从未剪辑整理，因为素材乱得看不下去。在迷笛一个人辛劳三天的肩扛拍摄，被曾供职网站的美编漂亮地设计成专题后放上网站，这也是自己迄今最得意的工作成果。
克服重重困难，去香港看R.E.M.现场或许是我对现场演出热情渐淡的分水岭，夹杂在现场90%的西方人中，我佯装兴奋却又艰于呼吸视听。现场毕竟不是唱片，众多的参与者构成现场重要的人气特质，于是在众多西方听众(其他大牌国际乐队在中国演出也如此)间，我觉得环境变得如此陌生，敏感地以为自己与周围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时，我相信了摇滚不是中国人玩的。主唱Michael唱到：“Everybody hurts...”，我内心呼应：“but Chinese”。此后，各种现场音乐会我去得少了，即便去了，也是可耻地去露个脸熟，然后找人聊天。
当然，这应该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审美疲劳，我相信自己还能重回声色现场，捕食每一个音符。 张海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