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奉自由的摇滚音乐被贴上标签，进入程式化的训练过程中，是否还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摇滚？还有多少年轻人为了摇滚汗湿他们高档的衬衫？
1990 年代初，崔健引爆中国摇滚的时代狂潮后，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以台湾摇滚制作班底推出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以及后来的大批乐队。台湾人张培仁(磨岩唱片创始人)、方龙骧和香港人陈健添(Beyond 的第一个经理人)、刘卓辉(Beyond作品
的主要词作者， 著名乐评人)是结束摇滚音乐人游走在酒吧后门的地下状态的绝对力量。
方龙骧想象着大陆可能还有十多个像崔健这样的人物，想以此冲击沉闷的台湾音乐圈，他签下了黑豹乐队。张培仁在北京同唐朝四个长发彪形大汉初见便心生仰慕的美谈已随着滚石的倒掉变得只能叫人唏嘘。随后他又签下张楚，因为他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听《姐姐》的小样听到泪水夺眶而出。陈健添在刘卓辉的协助下创办了“红星”。
“魔岩三杰”的鼎盛时期在1994 年香港红馆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上随着何勇那一声“四大天王除张学友外都是小丑” 的呐喊而结束。按窦唯的说法：“港台这些人过来，脸上带着笑，但笑里藏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过来发展本土音乐吗？
人家只发展他们想要的形式。过来淘金， 然后发展自己，再反过来倾销他们的音乐。骗取大众的钱，过奢华的生活，没钱了再过来。” 但不可否认，正是港台资本在当年给了摇滚音乐走入主流的机会。
孙志强像很多对摇滚怀着简单梦想的外地青年一样，选择了做一名北漂。他说：“我梦中要过这样的生活，只要能摇滚起来，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在树村让我给大家做饭，我都是愿意的。”
孙志强住在北京北郊“上地”的一个叫“树村”的地方。没钱，没姑娘，已经不是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摇滚青年之床就能有姑娘的年头。直到2003 年树村被拆迁之前，这里居住了近200 名乐手， 这些人里走出的胡松、吴吞、吴俊德等人如今都是中国摇滚中生代的代表乐手。
孙志强是新疆人，是树村最早的一批摇滚居民，也是唯一一个将这些摇滚青年的生活拍成DV 纪录片的人，“我来的时候，树村只有不到10 个人，舌头乐队、木推瓜的成员和胡松住在那里”。
乐手们在一起除了排练，就是谈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常都会争论‘搞乐队搞摇滚是为了什么’，当然，每个人目的都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发财，抱着搞摇滚能发财的目的来的，他们希望能在北京买房买车，把父母接来北京住。有的想出名，还有的做摇滚是为了泡妞，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单纯为了摇滚而摇滚的。”孙志强说。
“在中国做乐队真的很难，生活都有问题，住几平方米的房子，吃两个馒头。排练室的费用是大家一起凑出来的。一场演出下来，就先把排练的费用付掉。如果一直没演出没收入，就问家里要，要多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后来大多是朋友之间互相借。有的人忍受不了，跑去做生意，最后也有发财的。”
当年初到北京的左小祖咒同样也面临生活窘困的局面，他告诉记者：“一个人去买馒头，一个人买点菜，再一个人买点肉，几个朋友合起来吃一顿。”
中国摇滚圈的互相接济已经成为习俗。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说：“只有坚持到现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老乐队，生活都还可以。”
何勇在看了郭德钢的德云社演出后说：“德云社是个好集体，徒弟们守规矩、有艺德，这点比摇滚强多了。”
《音像世界》主编、著名乐评人郝舫说：“把摇滚弄成一个没人敢涉足的行业， 我们应该反思。”摇滚并不等于脸色苍白， 艰苦生活，更不应该等于戏果、磕药.. 事实上，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每年都要招150 到200 人，每年一次的迷笛音乐节成为了摇滚新手展示的舞台，还有贺兰山音乐节、草原摇滚节..校长张帆说：“来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孩子，大约十六七岁，没有一点基础的占1/3。毕业后， 1/10 的人会做摇滚。”
今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都很明白，做摇滚是赚不到钱的，只有先养活自己，才能更好去实现心中的摇滚梦。如今，崔健不复愤怒了；唐朝多年没唱了；魔岩三杰早就风流云散了；王磊玩的是实验电子，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从四川来到广州的摇滚浪人，也不会再往台下丢啤酒瓶说脏话；许巍平平静静地唱着民谣般的音乐，他告诉记者“现在能吃饱已经很满意。”毫无愤怒；唱着“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的湖北青年胡吗个跑去“超级女声”做起评委..20 年过去，有人离开，又有人来到，有人腰缠万贯了， 有人还是一无所有。也许真的人人都有一条板凳，人们调整好自己的姿态，坐在最终该坐的位置。文/ 刘牧洋 杨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