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的“特别报道·行在青藏”，有一篇《青藏铁路开进”卓玛“家乡》(6月16日A26版)。据报道，青藏铁路通过的海晏，正是王洛宾的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诞生之地，如今成为当地旅游的文化资源。但是，报道的另一小节称，”青海花儿能闻名全国也是借了王洛宾一臂之力。“”王洛宾根据青海花儿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从此花儿开始传遍全国。“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花儿”是西北民族民间的文化瑰宝，口耳相传数年。对于“花儿”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传承弘扬，西北各省区众多有名和无名的地方文化工作者，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各地多有“花儿”汇集。歌舞剧作品以及研究论者出版，构成了丰富的文化积累，决不是某个人“一臂之力”所能完成。
的确，王洛宾是因为“花儿”而发现了民族音乐美的存在，他是第一个用现代乐谱记录“花儿”的音乐人，他也确实搜集过不少甘、青“花儿”，熟悉“花儿”调令。但他于“花儿”的加工整理和传播没有成果问世，无业绩可言。50年代出现的歌舞《花儿与少年》，更不是王洛宾的创作。
那么，为什么会有“王洛宾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之误传呢？有一段真实的故事，或许不无关系。
1946年初，为了欢度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青海省主席、军阀马步芳下令“马家军”各师、旅、团长自掏腰包筹办“社火”(西北各地对民间各类文娱形式的总称)。马步芳用浓重的河州腔，给王洛宾哼唱了他少年时会唱的一首河州民歌“四季调”，请王洛宾按此调编排社火。王洛宾记录了马步芳新唱词曲，编排出名为“八大光棍”的节目，“四季调”由此传唱开来。解放以后，原西北文工团(现陕西省歌舞团前身)赴青海演出采风，搜集“花儿”，发现了民间传唱的“四季调”。他们编舞编曲，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由两首曲目组成，其一即为“四季调”。当代流传的就是这个版本，当属陕西歌舞团原创，不能记在王洛宾名下。但是，如果追本溯源，以乎可以把马步芳与王洛宾合作的“四季调”，看作是《花儿与少年》的初始形态。
后来，或许是有人在转述中发生误传，久而久之，造成了某种误解。王洛宾先生作古已十年，时有杜撰的故事见于报端。近日见“王洛宾创作了《花儿与少年》”之说。几年前曾有人将与王洛宾本不相于的《康定情歌》编入王洛宾作品集出版。凡此种种，令人心忧。我们在推崇一个人时，总喜欢在人物的功劳簿上多加几笔。孰不知，莫须有的功名和莫须有的罪名，同样会伤害一个人。“打杀”，自然会引起保卫战：“捧杀”，则更需要勇气抵抗。所以，请不要给王洛宾的桂冠添枝加叶。
□李桦(北京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