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让世界充满爱》的出现完成了现代内地流行音乐的第一次大集结。以此为标志，在经历了囚歌风、西北风、校园民谣风、94新生代、国际唱片进军内地、网络歌曲蹿红、选秀节目风靡全国以及无线和网络等新技术冲击的种种风潮之后，现代内地流行音乐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20个年头。本报为此推出了流行音乐20年系列访谈，今天推出尾声篇———庞龙，一个后传统唱片时代的标志性歌手。
中歌赛和“充满爱”
1985年，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对通俗唱法的认可，标志着内地主流文化基本结束了对于所谓“靡靡之音”的批判，开始接纳了流行音乐。虽然当时大型晚会上仍然是民族和美声唱法唱主角，但能让用通俗唱法演唱的歌手登台，已经是一个进步。而因为受到《四海一家》和《明天会更好》两首歌的“刺激”，现代内地流行音乐第一次集结亮相就拿出了《让世界充满爱》这样大格局的作品，也让人眼前一亮。随后的囚歌、西北风等等风潮，成功地让歌迷们在热衷于听那些或盗版或翻唱的港台歌曲的同时，有了同自己的生活同声同气的歌曲可以听。崔健带着《一无所有》的呐喊，更是让当时的年轻人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属于自己的代言人。
“校园民谣”和“94新生代”
在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中，港台音乐的“侵入”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大批的港台歌手来内地“淘金”之外，由港台音乐人进入内地成立的“大地”唱片、“魔岩唱片”、“红星音乐生产社”也都在内地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推出的艾敬(blog)、张楚、窦唯、何勇、唐朝、许巍等等无一不是在内地流行音乐历史上无法磨灭的名字。
在那段短暂的繁荣期，以“校园民谣”和“94新生代”为代表的内地南北音乐人绽放出了令人惊讶的才华和可能性。而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排行榜也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的生态环境也开始了良性的转变和正常的运作。
北京悄然成重心
“签约解约潮”、“国际唱片公司的进入”等等一系列事件让90年代中期刚刚开始从小作坊作业准备转向正规操作的中国唱片业踏踏实实地交了一笔不小的学费。而“摩登天空”、“麦田(blog)音乐”、“新蜂音乐”等公司的集体出现则让人开始惊喜于中国的流行音乐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时髦，也终于开始有人踏踏实实地开始为城市年轻人做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然而盗版和网络的冲击并没有让这些努力迅速地转化成实在的巨大经济利益。内地的现代流行音乐闷不吭声地走过了两千年这道坎儿，北京已经悄然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重心。
网络歌曲和全民选秀
2001年，生不逢时的雪村(blog)凭借flash在网络上一举成名。草根民众的审美开始借助网络这个平台施展越来越大的威力。而就在传统唱片公司尚未学会如何面对这些新的载体的时候，一堆主题为“花鸟鱼虫”的网络歌曲迅速地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的耳朵。唱片业从业人员开始无能地指责人民大众的“恶趣味”。“花鸟鱼虫”在无线领域获得的巨大收益更让整个唱片工业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小规模经营的唱片公司们开始考虑产业链的整合和自己未来的定位。而强势媒体的进入更是创造了另外一个经典案例。
“超级女声”、“我型我show”等选秀节目引发的全民追星热潮成为2005年最为热门的社会新闻，并引发选秀骨牌效应。
内地的现代流行音乐今天走过了20年。两岸三地的华语流行音乐工业正处在一个空前的整合期。内地造星工业的日渐成熟、无线技术带来的巨大市场空间，港台音乐人的西进北上，都让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重心转移到了内地。今天的内地流行音乐已经不再是当年那样卷着一高一低两个裤脚就上台开唱的生涩模样。如今的内地流行音乐所展现的，是未来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缩影。
李谷一 当年“身心疲惫”，现在想唱就唱
1980年我唱《乡恋》时，各方面压力太大了，中央乐团差点下“逐客令”把我赶走，很多报纸、杂志还专门写文章评判我，说我们是精神污染。
而这个时候我在中央乐团工作还特别多，很多群众又喜欢听我这样唱儿，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多种不同观点弄得我“身心疲惫”。
对于流行音乐我一直是很关心的，1986年以我为首的几个人，在当时的文化部领导王蒙、英若诚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轻音乐团，培养了像韦唯、刘欢等一批音乐人才。我还连续担任了8届青年歌手大赛评委，这之后我觉得流行音乐人才已经非常多，于是(blog)就退回我自己的老本行———民族音乐了。
2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咱们的流行音乐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去年老家的超级女声还邀请我去当评委，虽然这个节目艺术上成就不大，但在经济上他们有创新，而且关键是大家想唱就唱了。而且流行音乐最重要的是“以人为本”，我觉得现在的歌曲也要多注意情感的真实度，歌手演唱要注意感情的运用，不要以为唱得好就行。其实，我以前带韦唯等人出国交流时，就发现流行音乐我们比国外还是差得挺多，即使现在距离还是比较大，年轻人们要努力。
宋柯 之前的二十年我们都是摸黑走
说起来内地的流行音乐现在走过了20年。但在我看来，过去的20年更多的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前几年一直是在积累。从小规模的经营，到一个产业的形成。这个变化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以前我们的流行音乐没形成产业。20年来能够拿得出的商业上的成就很少。因此唱片工业一直是处在娱乐工业里面次于影视业的这么一个状况。
之前的20年我们都是摸黑在走，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化。而随着无线和网络等新技术领域的变革，我觉得未来的两三年会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真正产业化的开始。它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收入的问题，还是一个机会的问题。
它可能意味着我们可以一步跨越以前的差距，而在中国发现并形成真正在整个华语甚至更大地区内都具有影响力的娱乐产品。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因为没有什么国家拥有比我们更多的互联网和手机用户。
近年来火爆的选秀节目将会在未来常态化，事实上我们的选秀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等比赛也都是选秀。
只是现在的选秀方式更能出现多类型的艺人，而不是仅有实力派。现在，数字音乐(blog)产业链还在一个整合的过程中。在这期间有一批所谓的网络歌曲在流行，但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听众的审美情趣在下降。这些歌曲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仅仅意味着这些公司现在了解新的载体的特性，而传统的公司则对新的载体反应迟缓。比如有些sp利用自己的技术手段刷榜，生生地制造所谓的流行，其实制造出来的大都是虚假繁荣。
不管怎么说，它占据了那个位置。但这并不是说听众不爱听好的音乐。在大的范围内，我更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歌曲会流传。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更关心大的数字音乐的概念，在这个新的产业链里面，互联网是什么角色，音乐公司又是什么角色，这是值得我们流行音乐工业里的从业人员认真思考的。
张亚东(blog)现在缺少让人耳朵一亮的声音
现在无论是歌手还是公司，都有点儿太着急了。我也一样，有时候，人们关注我音乐之外的东西超过我的音乐本身。无论是港台，还是内地，从整个华语乐坛的角度来看，可能一方面因为现在的人听的东西更多，而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市场观念，音乐种类也没有这么多，所以大家会更加关注一个人，现在反而是大家关注的注意力就分散了。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没有让我们耳朵一亮的声音，说什么王菲之后乐坛无天后。我始终相信，不管任何时候，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天后，她还是会出来的，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个乐坛，不是说谁走了就可以有一个替代品。该是那样的人，永远都是那样的。
至于担任李宇春(blog)的制作人，“全世界哪儿都有选秀歌手，这是一个大众的娱乐方式，没什么，就跟播电视剧一样。和李宇春合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在几乎没有什么录音经验和资历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超高的人气和所谓的风格。在你的音乐没做之前，就已经有那么多人期待。这个对于制作人来说确实有点奇怪。
无论如何，我觉得内地音乐整体还是不断进步的。先不管听的人，从行业内部来看，这些现在做音乐的年轻人，整体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想法，都是进步的，比起以前，无论是他们在做的，还是他们在听的。不那么满意的地方在于，现在需要考虑的因素过多，做东西不那么自我了。我过去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有时甚至有点过犹不及了。”
陈耀川 电视对流行音乐能载舟，也能覆舟
“我的确是比较早来到内地的，但是可能从当初到现在，更多的我都不是以一个音乐制作人的身份，而是更多地从事产业和管理方面的工作。
当年操盘新索的时候，之所以做陆毅、做影视演员出唱片，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内地市场实在是太大了，一个新人很难被人认识。电视是一种强势的媒体。选择陆毅因为他当时人气很高。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谁。说到选秀歌手，我觉得其实这跟当年的演员做歌手是一样的道理。电视上你先认识这个人，一个人在电视上，几十天，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唱一两首歌。这些人在短期内，造成比较高的知名度。这是一个让你快速进入全国观众视线的捷径。而这种方式也提高了所有竞争者的门槛。
电视和音乐的关系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最初mtv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是mtv毁了音乐，我觉得视觉和听觉最开始互相帮助，后来开始拔河，首先什么是好音乐，这个概念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可能都不同。比如说许巍，许巍的音乐我完全记不住他的mv是什么样的。而在比如说有些语无伦次的嘻哈、饶舌只听会觉得很烦，但是配上好玩的mv，视觉，反而会流行，你说这叫不叫好音乐？
与其他两地相比，内地的流行音乐进步很大，这种进步不是说原创，而是从产业上讲，无论是视觉，还是商业运作，即使是被动的进步也是好的。与此同时，内地音乐人在创作上更有诚意。”
从《两只蝴蝶》到《家在东北》，SP时代的标志性歌手
庞龙：老百姓喜欢才是本分
听流行歌曲从谭咏麟陈百强开始
新京报：你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是什么时候？
庞龙：我是1985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的。我印象很清楚，那是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来了一个录像带，里面是香港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我记得那时候张学友唱的是《情已逝》。不过最牛的是谭咏麟，那次他好像入围了三首歌。当时其他歌手还有陈百强，他在唱《一生何求》之类的。再有就是电视剧《霍元甲》(blog)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广州的歌手叫吕念祖，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唱的都是翻唱。
新京报：那时候你多大？
庞龙：初中的小孩。我还记得当时有一阵满大街都是《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
而且也不完全是崔健的版本，好像有很多人都唱过这个歌，孙国庆(blog)好像也唱过。后来过了两年，1987年，我开始弹吉他玩，还参加了当时的一些吉他弹唱比赛。当时我们阜新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歌舞厅。我们就晚上到那儿去唱歌，一晚上三块钱。当时的歌厅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都是跳交谊舞。那种四四拍子很简单，谁都能打。所以我们在学吉他唱歌之余，有时候还上去替那个鼓手打鼓。
三块钱说起来不多，不过那时候我爸一个月工资也就90块钱。自己能挣点儿零花钱觉得挺美的。
新京报：你生活在工矿企业的家庭里面。一个上初中的小孩整天泡歌厅，家里人能同意么？
庞龙：我爸当然反对了。虽然说我第一个吉他就是软磨硬泡让他给我买的。一开始是有点儿担心，经常跟亲戚说：庞龙这以后可咋办啊？不好好学习，天天哼哼唧唧的。这些话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后来听他的一些朋友辗转告诉我的。但后来他看着我天天一有时间便抱着吉他唱歌，特生气：“你职高毕业后还得找工作，你不能老这样天天唱歌，得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后来他一气之下夺过吉他，从6楼扔下去了。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爸已经得了肺癌。后来没过多久我爸就去世了。虽然在我的概念中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也像他们一样按部就班地上班，但后来我还是被安排进了当时我们那儿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海州露天矿，在矿下面当电工。
新京报：那时候的生活还跟音乐有关吗？
庞龙：还是没离开音乐。当时我们下矿要走一个多小时，上来要走两个多小时。白天上班，晚上到歌厅唱歌。其实当时每个工人都是这样。后来因为我爸当年的关系，我被调进了露天矿文工团。不过其实那时候文工团里面的人完全是因为我爸的关系，并不知道我爱唱歌会唱歌。进了文工团半年没上过台。再后来，因为我一个在电台工作朋友的关系，我又进了团委，在团委当团委书记。不过当时调进团委是有条件的。
要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而且还得拿上名次。我在没调进去之前就代表他们参加比赛，结果拿了第一名。结果我们文工团的团长后悔死了。后来进了团委我还是没放下唱歌。1992年，我们团委开了一个酒店，我去当经理，结果赔了。这下团委书记当不成了，下面人对我意见很大，大领导对我倒很好，说：你要不去北京学习一下吧。
就这样，我1994年来的北京，进了煤矿文工团。
编曲的哥们说《两只蝴蝶》肯定火不了
新京报：来北京应该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
庞龙：我当时心态很简单，就是来学习。不过当时认识了付林老师。他那时候有一个兰月经纪公司。他觉得我还不错，想让我留在北京。但那时候我妈妈身体已经非常不好，我觉得我应该回去陪她。所以我来了北京半年之后，又回去三年，在这段时间上了沈阳(blog)音乐学院。1997年我回到北京，我被骗也是在那个时候。当时认识了一位音乐人，对方说可以帮我写歌，还可以包装我之类的。
结果我把省吃俭用攒下的2万元钱，全部交给了他之后，这人什么都没做就跑到法国去了。
在唱了《西游记》续集的两首插曲之后，我认识了现在的老板。他觉得我还行，然后就帮我做了单曲《老了》和《龙的香火》。紧跟着就是想出专辑。需要50万，而我根本没那么多钱，但最后还是东拼西凑做了专辑《人生三部曲》。结果这张专辑出来了连个响都没有。当时真的是一屁股债，天天在大街上溜达躲债。2001年，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一年啥事都没干。直到2002年，我一个西安的朋友的酒吧需要演艺总监。
他说：反正在北京也是快饿死了，还是跟我去西安吧！就这样，我又到了西安呆了2年。
新京报：其实在那之前很久你就听过《两只蝴蝶》这首歌了。
庞龙：对。其实牛朝阳1998年就写完这首歌了。当时说给我，我没要。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我在酒吧一般都是唱林志炫(blog)版本的罗大佑的《你的样子》、还有刘欢的《重头再来》之类的。都是那种所谓的大歌。所以，《两只蝴蝶》看不上。2002年我已经在西安了，牛朝阳自己编导了一个电视剧，当时说要找刘晓庆(blog)演，然后这首歌要做插曲，又来找我。我说我就不唱了，我介绍一个别的歌手。然后我就带了一个歌手领到北京签了合同。结果因为刘晓庆出了点事儿，这个歌就没唱成。到了2004年，刘晓庆没事了，结果那个歌手找不着了。牛朝阳就跟我说，那就你唱吧。我一看推辞不过去了，就在西安找了很简单的编曲，花了两千块。因为觉得是一个给电视剧(《281封信》)的插曲，所以就没怎么上心，而且我当时觉得插曲里面还有另外一首不错的，我更喜欢那个。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编曲的哥们还说：这首歌肯定火不了。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两只蝴蝶》火了的？
庞龙：2004年过了大半年以后，当时周亚平跟我说：咱们复制一个刀郎怎么样？我说我不干。第一我出过唱片没必要改名。第二，我觉得借人家名炒作也是一个挺可耻的事。而且当时我写了好多比如《家在东北》这些歌。就这样我7月份回来跟周亚平见了一面，然后10月份开始做这张唱片。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在百度，看见这首《两只蝴蝶》已经是第二名了，觉得特别惊讶，一下子蹿到了录音棚。跟我说：我要把《两只蝴蝶》重新收回来。
我说，那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我不同意，也不想再唱。结果他跟我商量了一个多礼拜，跟我说，你也要考虑市场和大众的反应之类的。我才好不容易答应了。
首先考虑商业性，不用不好意思
新京报：因为蹿红于网络，而且在无线领域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你经常被人称作所谓的“网络歌手”。你自己怎么看？
庞龙：很烦。我唱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下子又跟那些小孩划到一拨了？但是后来我慢慢地不那么生气了。因为这是一个现象，欢哥(刘欢)原来是通过电视剧火的，当时也有很多歌手被叫作影视剧歌手。到我这儿是网络火的，这只是一个方式渠道的不同。而且我在现场唱了这么多年，如果真的让这些网络歌手跟我同台，我相信我比他们任何一个都强。
新京报：虽然你自己说不喜欢《两只蝴蝶》这样的歌，但是事实上，在你随后的专辑里面还是延续了这种简单上口的曲风。
庞龙：没错。我后来的一些主打歌比如《你是我的玫瑰花》都很上口。但其实如果你唱你就会发现，“玫瑰花”这首歌并不好唱。我们不是一个大的唱片公司，我要带动整个公司运作，所以我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商业性的东西。这个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还比如现在的这首《小眼睛的姑娘》。有些人觉得我这张专辑没有以前那么红，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当年的“玫瑰花”没有上春晚之前，其实跟现在《小眼睛的姑娘》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公司的人在沈阳东北以及南方的一些大街上都做过调查，现在这首歌已经有了不小的播放率。它需要一个爆发点。我相信这张专辑肯定会有一首歌出来的，因为真正的东西真正的音乐在那里。很多唱片店的老板都跟我说，庞龙唱片是一个长销的唱片。
新京报：你的歌因为被披上了“网络歌曲”的外衣，曾经被批低俗，甚至有些颁奖礼本来准备给你的奖都临时取消。
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庞龙：我自己一直没给自己划到哪个派别里面。我想这种颁奖和低俗的事儿很少，没工夫想。而且我本身就不喜欢什么盛典，我到哪儿也没啥说的，也不适合走红地毯。我只要是一年出一张唱片，只要我有歌，大家爱听，就行了。我是市场第一的歌手。以前的一些歌手比如周华健，当年的《花心》也是烂大街的歌。可是现在回头来看《花心》是经典的。作为歌手，我不是一个受外界干扰的人。别的都是假的，什么炒作新闻。这一两天报纸上都是你，有什么用呢？只有老百姓喜欢你的歌，那才是做到了歌手的本分。本报记者 贾维 杨林 雷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