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张楚自言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

    旧的张楚已被时代消解，十年后再出发的，是一个全新人物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4年，“魔岩三杰”的何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疯了，张楚死了，窦唯成仙了。”话虽然极端，但那个时候听起来不无道理。然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至少，张楚又要发新唱片了，而且是一张彻底的、不囿于民谣摇滚风格的新唱片。

　　距上一张《造飞机的工厂》，整整十年。

　　现在外界能听到的，只有一首《向日葵》。虽不是传说中的电子风格，但可以明显嗅出它与以往张楚作品的巨大不同。

　　过去张楚的音乐大部分不规律、不流畅，处处阻滞而又能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去克服，因而显出鲜明的个性。歌词则或险峻或广阔或晦涩，有永远抹不去的诗人本色。《向日葵》绝对出人意外。它旋律对称规整，流动没有任何阻滞，歌词也是。水墨画一样的轻描淡写，代替了1994年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的深刻博大，也绝无1997年《造飞机的工厂》中的自言自语、不知所云。仅剩的阻滞在他的嗓音里，那种孩童的无辜和成人的复杂在一起较劲的感觉，这也是仅剩的记忆中的张楚。

　　“我曾找到过喜欢的文化”

　　“这是1994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培仁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写下的文案令人唏嘘。1994年，张楚在魔岩唱片旗下发表的这张专辑，一出世即成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的经典。音乐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回味无穷的诗意为张楚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即使今天来听，这张唱片仍旧是中国流行音乐中最具人文精神的一组作品，十多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那么多的同情(的情绪)从何而来？

　　张楚：21岁时，我开始接触“垮掉一代”的思想，这对我的影响是根源性的。因为敏感，对现代生活有很多的不满，又有表达的热情，就体现在创作里了。

　　我知道当时表达同情有一定的意义，有朋友唱了，他能感到愉快。

　　中国新闻周刊：你19岁刚到北京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张楚：寻找我自己喜欢的文化，去学习去追随。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了吗？

　　张楚：我找到过。但后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样的文化？

　　张楚：是对生命比较关心的、认真的、真实的文化。张扬曾说1995年以前是北京文化最可爱的时候，这一点我非常认同。那时候经常跟何勇、中戏的施润玖等朋友一块去后海玩儿，坐在水边，评判大家都接触的文化，说的话特别单纯。

　　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专辑里的作品都是那时候写出来的？

　　张楚：对。那张碟的版税有5万美金，公司预付了我10万元人民币。那时候生活是一直向前看的，创作特别自然。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自己怎么评价1994年那张经典唱片？

　　张楚：挺满意的，制作很精良，歌词容量很大，旋律有朴素的，也有一些技巧的，比较丰富。

　　中国新闻周刊：唱片成功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张楚：生活上突然变得很无措。做完唱片第一次有记者打电话要采访我时，我挺紧张地说你干吗要采访我，就挂了。后来的很多采访要求都是这样给拒绝了。那时候做艺术的人跟媒体没有现在这样的关系，只有艺术跟结果的关系。一直到1997年，歌迷要照相签名我还都全部拒绝。那时候的价值观很单纯，如果不那么单纯我可能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歌手了。

　　“我要不要去挣那100万？”

　　从1994到1997，挣扎了三年后张楚才推出了下一张唱片《造飞机的工厂》。1997年，“空气中富裕的味道”更加浓重，曾经从张楚身上散放出来的人文精神，能够照耀周遭的同情的光芒塌陷成一个黑洞。取而代之的是梦游般的喃喃自语。如李皖所说：“这是一个力量丧失的时代。人群走散了，艺术的社会作用力陡失，艺术家都退缩到内心里去了。”

　　时代消解的，不仅仅是一个张楚。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看《造飞机的工厂》销售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张楚：自我。

　　中国新闻周刊：：从同情收缩到自我，以你的敏感，是否那时已意识到人文精神出了问题？

　　张楚：对。人文精神，当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里，是有效的。而当科技和经济发生很大变化时，支撑这个社会的不再是人文精神，而是人对物质的自觉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要不要继续同情，内心是否矛盾？

　　张楚：很大的矛盾。同情必须造成实际的效果，没有效果的东西就是不优秀的。我想我歌里的力量是被高估了，对那些普通的花钱买我音乐的人们，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我尽量克服同情，放弃这个东西，但还是经常被它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