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 要改变的是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你在歌里唱“我要不要去挣那100万？”是否表示你当时确实在做一些非常实际的选择？

　　张楚：对。100万只是个象征，我考虑的是，你到底要不要让你的才华变成一些特别实际的利益。后来发现我周围的人都不长于此道，而这条路对我也不存在。那几年整天不知道该干什么，几个朋友还是到后海边去坐，但交谈的内容已经变成互诉烦恼。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什么时候最严重？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张楚：它在最严重的时候结束了。具体就是到魔岩三杰后面的一个浪潮(地下摇滚)兴起的时候。我不理解后面一个浪潮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他们有行动，但是没有逻辑。我发现自己跟他们的隔膜，但我也肯定不会加入到商业歌曲的行列里。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选择了离开？

　　张楚：是的。到2000年时候，北京的文化变态，90年代主流的艺术家都找不到根源，内耗严重，我反复衡量了几个月，最后彻底失望了，觉得它什么也不能给我了。我是2000年12月31日离开的，我不能忍受在这度过新年。走时只带了我做音乐的电脑设备，书和大部分的碟都没带。

　　我最初接触电脑音乐是因为对后边浪潮的失望，电脑音乐可以不求人，有想法就能实现。决心离开的时候，也基于对电脑的一点点信心。

　　“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改变的是我自己”

　　蛰伏在西安的4年，除了不时去美院的操场上踢踢球，张楚只是在听，了解国外的音乐，没有做任何新的东西。2004年，他也没有出来纪念红磡。就在“张楚死了”的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2005年，他悄悄离开西安前往青岛，在那开始了新生。2006年，张楚返回北京舞台，在台上他仍然不知道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像一尊烟火侵蚀的人间尤物。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你透过媒体说希望大家把你忘了，是不是那时候已经不打算做音乐了？

　　张楚：是的。因为那时候对国外的音乐了解得更多，以至于绝望了。所有的东西人家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很深的基础，而我们只是幼稚的学生。慑于这种强大的文化，在西安我一直不敢自己做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后来又开始做了？

　　张楚：我的缺点跟优点，都是来自于敏感。当我发现一个环境有问题，就会选择一个好的姿势去游离，找到一个不一样的文化类型来帮助我。所以2005年我去了青岛。海边不是封闭的文化，早晨起来，玫瑰色的天空就能使我振作。在青岛我开始做一些纯电子的、实验性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一次次的离开，是基于你反叛的本性么？

　　张楚：反叛也不是什么本性，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对我的心灵来说，经历了那些，现在反而放松下来，觉得反叛的过程差不多结束了。年轻时候认为这个社会有很多错误和不好，但实际上自己还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现在是身在社会的里面，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落后的东西，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选择好的不能选择坏的。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会有勇气重回北京？你觉得现在北京的文化好些了吗？

　　张楚：文化环境依然很差。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没有什么主流文化了。然而这正是一个文化重新塑造的状态，意味着又有选择的机会了。不像前几年，大家选择了同一种东西，你如果做不来，就不要做了。

　　我不会改变这个环境的，我改变的是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你不再因为对国外文化的了解而高山仰止了？

　　张楚：过去对自己喜欢的现代文化认识不够好，理解得比较极端。虽然它对我的影响还是很严重，但现在快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我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但肯定跟中国文化有关。我现在早上8点多钟起床、养花，跟大伙儿一样，生活很规律。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的音乐也变得规律了。

　　张楚：以前没做过主流作品，新的唱片就是想在主流市场，把中国的很朴素自在的精神和摇滚乐比较自我的东西结合一下。这两个东西如果能很好地在一起，一定很有魅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朴素自在的生活在哪里？像《向日葵》里唱的，在山水之间吗？

　　张楚：不一定，呆在房间里就可以自在。每当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坐下来喝茶、看书，想一些简单的，自己能回答的问题，就觉得自在。

　　中国新闻周刊：你放弃做人文精神方面的努力了吗？

　　张楚：放弃了。我觉得在舞台上鼓吹人文精神，跟大骗子一样，很可怕。2006年广州新年音乐节，我唱了一些旧歌，观众的反应太夸张了，让我觉得一定是自己错了。幸亏那天天气很冷，紧张得忘了想。

　　中国新闻周刊：你还追求力量的表达吗？

　　张楚：我追求，但力量已经变了。我要的是那种贴近平常心，又比生活高一点的中国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像年轻时那么冲，但它持之以恒。就像一个年轻人长大以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会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现在，我就知道我已经变了，而且变得不一定要别人知道我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