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侯德健给大陆带来了音乐制作新理念;1990年代初,张培仁营造了大陆摇滚的“新音乐的春天”,而刘卓辉的大地唱片则是渲染了民谣概念,除了艾敬的“我的1997”城市民谣风,另一个更具象征性的就是“校园民谣”。
做唱片工业的都知道企划的重要性,其中做出概念名词更是法道所在,这情景与给刚出生的孩子取个好名字的父母的心态类似。当初在大地唱片负责企划的黄小茂和创作人高晓松,给签约歌手老狼的个人专辑定位成“校园民谣”概念。其实这些作品都是纯流行音乐的范畴,当时老板若硬要改成其他的概念或专辑名称,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案例在唱片公司比比皆是)。至于后来其中的主打作品《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火了,大量类似的作品都被“校园民谣”了,是另一回事。
当然,校园民谣是早就存在了的。最直接并深入人心的先例来自台湾。1970年代末的台湾有一帮人不满足于西方文化的霸道提出要唱自己的歌,为了凸现姿态于是就出来了“中国现代民歌”运动,杨弦、李双泽、胡德夫等人是代表。他们把余光中的乡土诗歌进行谱曲,也创作“美丽岛”这样敏感的作品;不久更大范畴的“校园歌曲”掀起,清新自由、原生态青春情怀以及还有那么一点的愤世嫉俗,影响遍及香港和大陆的一代人。其中谷建芬以中学生为主要诉求对象的“校园歌曲”在大陆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些,现在笼统都可以归纳为“校园民谣”。
近代以来,中国的大学一直承担着“爱国、科学、民主、自由”的精英形象与进步文化思潮。一有风吹草动,校园都是先锋面貌。“校园民谣”的概念,释怀了大众的精神诉求与理想情结。在特定的时代,这种美好的情怀实在是楚楚动人至极或昂扬斗志之激。
只是放眼如今的周围,当我们的教育被当做经济产业来规划,当校园的PM值被随意篡改,当一切社会上利益的纠结一样在校园内发酵烂漫时,后高晓松们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也只能仅仅停留在集体的记忆中成为自我矫情的下酒料……事实上从他们的回忆文字里,也皆是津津乐道于背着吉他在校园里寻求爱情猎物的细节描述。由他们制造的所谓的“校园民谣”,除了某些辞藻的包装外,也不外乎风花雪月。这样的“校园民谣”的格局,想起来是不可承受校园“灵与肉”之轻的。这样的“校园民谣”,只能说是被制造出来的。
……离开了1970-80年代那些真实的激情与普遍的社会人的担当意识,如今再去奢谈“校园民谣”,基本上属于刻舟求剑了。
最早的“好声音”
以真声音、真音乐为唯一宗旨的“中国好声音”,让人们回归到音乐本源的力量,让评委“背投”的形式也似乎不计较容貌的得失与干扰,让歌唱的硬道理来左右一切走向。
想到了台湾“金韵奖”。
新格唱片在1977年发起举办的“金韵奖”是台湾校园歌曲的开先风者也是最早的标杆品牌。以“这一代人的心声”为口号,挖掘了一大批新生歌唱力和创作力,由此把之前“唱自己的歌”却陷入市场泥潭的“现代民歌运动”转化为具有流行品相兼顾清新人文气息的校园歌曲热,为198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的高潮做了铺垫。
让我们看看“金韵奖”都出来了哪些好声音和作品吧。演唱组别的冠军和优胜者分别有:陈明韶、齐豫、王海玲、包美圣、王梦麟、李建复、郑怡、王新莲、马宜中、施孝荣、黄大城、郑人文,苏来、郑华娟、于台烟、姚黛玮、潘志勤、木吉他(李宗盛等人组成)、邰肇玫施碧梧二重唱、四小合唱团(成员包括黄韵玲、许景淳)……相关的佳作(包括得奖者的专辑和其间带动的创作)有:《橄榄树》、《龙的传人》、《雨中即景》、《走在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如果》、《小茉莉》、《再别康桥》、《小雨中的回忆》、《浮云游子》等数以几百首(散见《永远的未央歌——金韵奖》系列唱片和个人专辑)。那阶段密切关联的音乐人有李泰祥、李寿全、侯德健、谭健常、梁弘志、李宗盛等。
“金韵奖”出来的歌手全部是具有声音品质的草根年轻人(与“中国好声音”太过强调演唱技巧和完美表现不同的是,当初“金韵奖”更在意歌者的音乐品性和声音气质),而且与其它选秀比赛不同,得奖者皆相貌平平看似毫无“明星相”,以至于首届《金韵奖纪念专辑》唱片出版后电视台和电台都不愿意播放,唱片公司只能另辟蹊径通过校园巡回演唱会来推广,由此开花结果……相信那时的评委也没有通过“背投”夸张的方式来评判,与这些本色选手面对面居然还如此地坚定好声音理念,更显得难能可贵。可以说,虽然只是举办了五届,但如果没有“金韵奖”,台湾的流行音乐格局就会缺失太多,很多人的未来也会改变很多……如果真的那样,人生就太寂寞了吧。 潮来潮往三十五载。“中国好声音”除了只是好声音的集散地和市场效应外,还缺少一个证明,那就是在创作机制层面托举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品,并因完善的音乐审美力来带动流行音乐新气象。虽然话说得严重了一点——谁让你停在杠头上呢。
……如此,所以我说,台湾的“金韵奖”才是最早的“中国好声音”。
(作者系资深音乐媒体人/策划人,上海电台流行歌曲排行榜 /中国原创音乐榜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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