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敏
苏小明
从当年的1980年北京晚报主办的“新星音乐会”至今，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已经走过了26年的历史，为了总结和回顾这段风雨历程，中国音协将在京举办系列演出以及纪念活动。作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发展见证人的著名乐评人、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秘书长金兆钧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20多年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本报从今天开始进行连载，敬请读者关注。
张明敏流行音乐开始初露端倪
金兆钧回忆，中国内地流行乐坛严格地说应该起源于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25万多人次参加评选，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其中包括谷建芬、王立平等词曲作家创作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的羽毛寄深情》《雁南飞》等一批作品，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群众歌曲的成就。同一年，台湾的邓丽君、刘文正以及校园歌曲也开始风靡内地。当时内地的录音机很少，很多人还得把磁带转录成大开盘带。但是对于这些歌曲，内地舆论界在当时颇有争议，当然议论最多的是有人认为邓丽君的歌曲是靡靡之音。
1979年音像业开始启动
1979年，太平洋音像公司的成立，宣告着中国音像业的启动。除了老牌企业中唱公司，这是第一家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同类公司。1979年到1980年，一年间他们出版的音像制品几乎将当时的红歌星一网打尽，其中包括了李谷一、朱逢博、苏小明、李双江等人的专辑和大量的民乐、轻音乐、戏曲、曲艺、民歌专辑。而到1983年，仅仅两年的时间，全国音像业迅速发展，雨后春笋般发展到了300多家音像公司。但是作为领头羊的太平洋音像公司，在这期间一共发行了800万盒磁带，按照大概的估算当时的每盒磁带能赚三四块钱，三年他们盖起了一座大楼来。
《北京晚报》让“歌星”一词叫响
内地“歌星”一词的出现并被大众广泛接受和认可，应当得益于《北京晚报》。在1980年之前，歌手这个职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件并不光彩的职业，因此“歌星”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个贬义词。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作为当时惟一的一家大众媒体制造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就是在当年主办了一场“新星音乐会”，并用大版面报道和论证到底为什么要做这场音乐会。同时展开讨论，足球运动员可以叫“球星”，电影演员可以叫“影星”，歌手为什么不能叫“歌星”？歌星一词不是别人特有的，我们应当也可以拿来用。凭借着《北京晚报》的影响，“歌星”这个词开始叫响，并且开始从贬义词变成了褒义词。1980年9月23日晚，聚集了当时人气颇高的歌手的“新星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上演，这场音乐会让一首《军港之夜》红遍了大江南北，也让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等众多歌手的名字走进了人们的心里。金兆钧认为，从大的文化历史意义上说，这次演唱会的举办作为一个集中的信号宣告着中国现代内地新流行音乐的诞生。
苏小明流行歌曲开始用“气声”
从1980年开始，人们听到的歌曲特别是迅速风行的流行歌曲与以往的歌曲相比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味道，就是开始使用“气声”演唱歌曲。金兆钧回忆道，这一年张丕基在《三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写作了一首《乡恋》。这首吸收了探戈舞曲节奏的歌曲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
之后，由苏小明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也受到同样的非议。但是，这种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的发声方式还是成为了早期的流行音乐的过渡。
此后，十三四岁的程琳就开始有意识地模仿邓丽君，任雁和成方圆则有意识地借鉴了一些流行音乐的成分。当然最红的还是要数王结实和谢莉斯，他们直接翻唱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的大气候，是对邓丽君批判的多，而对于“返璞归真”的校园歌曲却是很宽容和认同。
境外歌星首次亮相
在金兆钧的记忆里，1984年的电视荧屏成功制作了两台晚会，对于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84年的春节晚会是中央电视台最成功的一次大型节日晚会，在这次晚会上，第一次邀请了境外的歌星来内地表演，奚秀兰(《阿里山的姑娘》)、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因此红极一时。198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流行音乐专题节目《九州方圆》，无形中仿佛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合法地位。当时搞流行音乐的，在北京有郭峰、苏越、温中甲、李黎夫、许舒亚、徐沛东、张小夫、陈哲、甲丁，在广州，有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郑南、王文光、徐东蔚、李海鹰、马小兰、陈小奇、陈洁明等人，流行音乐界此时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流行音乐文化大发展的时刻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到来了。张学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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