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浚龙
“我爱过哈罗吉蒂吗？似乎没有。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少女，误会了吗？”仍是黄伟文词，伍乐城曲，在当年代表作《耿耿于怀》整整11年后，麦浚龙[微博]重聚同一班底，以《念念不忘》、《罗生门》两首歌，完成一部跨越十年的“三部曲”，残酷终结了当年《耿耿于怀》这首歌里男主角对前女友的无尽念想。
上月，这“三部曲”的最后一首《罗生门》甫一派台，就马上刷爆了iTunes香港地区热门歌曲下载排行榜并引发热议，“毒男”们齐呼歌曲太写实直戳伤心往事，“考据癖”们则将歌词一句句剥离成一个完整的苦情故事，正如一些乐评人所言，粤语流行歌已经很久没有掀起过这么大的波澜了，麦浚龙在《僵尸》之后，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
但故事还未完，这“三部曲”还仅仅只是个开始。8月31日，麦浚龙还会推出一张7首歌的EP《Addendum》，把这段跨度十年的爱情故事讲得更完整。这种用电影思维来做音乐、做专辑的手法，在华语乐坛也十分难得。
上周三，在铜锣湾某五星级酒店的天台咖啡馆，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麦浚龙相约在这里做访问。许久未见，他的造型也有了“进化”——墨镜，花白长须，黑色宽檐礼帽和大氅，脚踝手腕处露出五颜六色叮当作响的饰物，这位曾经标榜着“香港潮男”的歌手，如今是一副先锋艺术家模样。麦浚龙说，长须是这两个月才留起来的，也是专门为这次专辑设计的形象。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满足自己的心愿。”专访中谈到《僵尸》，谈到新EP《Ad-dendum》，谈到“三部曲”的精心铺排，麦浚龙总是以这样一句话低声作总结。他反复强调自己自私贪心，但无论是在电影或者音乐上面，可能正是这种只看自己不顾别人的任性态度，让他在“偶像歌手”与“实力唱将”的空间地带，走得引人注目。
Part1
《耿耿于怀》的延续，是怎么想出来的？
出《耿耿于怀》的时候，我25岁，还是个偶像歌手，到现在刚过十年，用十年去表达一种不舍，是件很浪漫的事。
《耿耿于怀》是麦浚龙2004年第二张专辑《Proto》的一首歌，黄伟文的词，讲了一个男孩与女友分手后，对她依旧不舍的念想。当年，这首歌也算是麦浚龙在偶像时期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作。
2012年，黄伟文举办作品音乐会，要找麦浚龙来唱首歌，当时他在网上征集意见，发现歌迷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这首《耿耿于怀》。
于是黄伟文当时就跟麦浚龙提出一个想法，说要不要把《耿耿于怀》的故事延续下去，再写一首歌。但那时候，麦浚龙正在筹拍《僵尸》，全副心思都放在电影上，无暇顾及黄伟文的这个意见。
直到去年，麦浚龙突然又想做音乐了，想起了当时黄伟文的这个建议，于是他、黄伟文、伍乐城三个人又聚到一起。
“说实话，我比较贪心，如果仅仅是再写一首歌去延续《耿耿于怀》的故事，还不足以引起我的兴趣，当我真的用心去想的时候，我希望能做一整张专辑，都在讲关于这件事。”于是，就有了后来麦浚龙附身《耿耿于怀》男主角，以第一人称审视这段十年虐心之恋的构思。
麦浚龙说，好奇感成为某种野心的来源：“他”有了朋友和新的情人了吗？“他”这些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她”究竟是谁？“她”对同一段感情会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与黄伟文、伍乐城达成高度一致之后，《耿耿于怀》便由一帧“毒男”的思念日记，蜕变为一座记忆房屋。
给这座记忆房屋“添砖加瓦”的，自然是麦浚龙那把曾经被批“五音不全”的歌喉。麦浚龙坦言，他一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实力唱将”，做不出发烧天碟，但这并不妨碍他去寻觅一个好的角度切入，用那把不完美的歌喉去演戏，去做足意境和气氛，而拍摄《僵尸》时修炼出的“导演的自我修养”，佐以令人“细思极恐”的歌词、波澜起伏的编曲，使《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罗生门》组成的这部“三幕音乐电影”演绎得严丝合缝，绘声绘色。
“其实，我和阿Y(黄伟文)把很多小礼物放在新出的两首歌里面，比如Hello Kitty、茉莉香水、少女漫画等等，甚至这三首歌的旋律都是互相扣合的。换句话说，这三首歌里存在着很多密码，每一个单位都在通过他们的专长来解释这些密码，来帮助大家发现这些小礼物。”
Part2
都是抱着一时冲动拨通了她们的电话。给电话莫文蔚时，其实已经很晚了，我怀疑K aren接到我电话时，可能还以为我在梦游。
待到需要邀请女主角去入住男主角的记忆房屋时，麦浚龙马上想到的两个女声，一个是莫文蔚，另一个则是谢安琪。他说，在构思女主角人选时，几乎没有设定其他备用选项。后来，就有了这个系列中《瑕疵》和《罗生门》的两个女主角现身，前者是他的现任女友，后者则是那个让他十年都忘却不了的前任。
“我在制作上，是把《瑕疵》放在前面的，当时第一时间想到莫文蔚，因为无论是她的声线还是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淡然的，太适合在《瑕疵》中扮演男主角的现任女朋友，去把两人之间的问题和误解包容下来。相反谢安琪就好直接，她过往的歌曲里面都有一种不舍，让她在《罗生门》里扮演男主角思念的前女友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有执念，放不下，和莫文蔚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麦浚龙说，当时他无论是找莫文蔚还是谢安琪，都是抱着一时冲动拨通了她们的电话，甚至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他都没提过合作的意向，就迫不及待地给她们讲述了自己构思的这个故事。“譬如给电话莫文蔚时，其实已经很晚了，我怀疑K aren接到我电话时，可能还以为我在梦游，或者是觉得我在和她分享自己的私生活，或者是觉得我无厘头到要和她说一个自己看过的电影。”
但认真听完这个故事后，莫文蔚马上加入了她自己的想象：这个女孩是怎么样的？她和那个男孩是什么关系？当她知道了男孩的过往之后会做什么？麦浚龙说，通过互相延续对故事的想象来进行沟通，简直是这次合作最有趣的地方，之后成功邀请到谢安琪也是如此。
“这可能真的是一种火花吧，尽管我们之前都不知道做出来会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做访问的时候问我，怎么看这首歌出来的反应，但其实她们能够答应我，大家对彼此的技巧互相有信任，已经令我很满意了。”
Part3
接下来，这个故事还会怎样？
这七首歌并不是在同一条时间、空间的线索下进行。
如今，我们听到的《瑕疵》、《念念不忘》、《罗生门》这三首由《耿耿于怀》衍生出来的作品，还只是麦浚龙整个计划中的其中一部分，月底，他的完整专辑《A dden-dum》推出，大家还将听到另外四首与这个故事相关的歌曲。麦浚龙说，这七首歌并不是在同一条时间、空间的线索下进行，他希望能在这个故事中呈现出更多层面的内容。譬如，为了表现男主角因为过度思念前女友而长期失眠，不得不每日服用安眠药入睡，就有了一首《睡前服》，来提升这段十年爱情长跑的虐心程度。而另一首《单鱼座》则是男主角反省自己的种种问题，明直到自己有病，但还是没有办法解脱。
在《罗生门》的最后，男女主角各自提出了约定，明年一月相约在某地相见。这段合唱的歌词写得相当巧妙，在唱到约定地点的时候，麦浚龙唱的是冰岛、而谢安琪唱出的则是福岛。
麦浚龙解释说，这其实是十年前他们两人的约定，虽然女主角并没有跟男孩复合的意思，但还是会遵守这十年约定“问题是，他们连当年相约的地方都有误会，男孩一直认为是约在冰岛，而女孩则以为是去日本的福岛，一字之差，错到天南海北，可想而知，这段感情当中的误解深到何等程度。”
也正是在《罗生门》留下这个悬念之下，另一首《雷克雅未克》应运而生，这首跟周国贤合唱的作品，讲的就是男孩真的去了冰岛赴约后所遇到的一切，至于周国贤在这个故事中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则要等歌曲发布后再揭晓啦。
Part4
与这个世代不相符合的旧式情结
其实很多事我都想做，红馆和国语专辑都是我愿望清单的前几位，但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一年就这么些天，你做得了几多？
身为一个八零后，麦浚龙有着与这个世代不相符合的旧式情结，比如拒绝在iPad上看书，比如用纸笔写剧本，待确实需要改动的时候，才会录入电脑，甚至在说话的时候，都慢条斯理，同快节奏和科技化谨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像iTunes那样分享音乐的线上平台，他知道是潮流所在，无理由不支持，但就是不能接受那种“揸唔到”的虚无，一定要借助清清楚楚的手感，来确定一件事物的真实存在。
因此，尽管在出道的12年中，做音乐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唱片行业大幅萎缩，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整个亚洲的粤语歌被贴上“已死”的标签，但这一切似乎和麦浚龙都没有什么关系。
其他歌手用新单曲凑E P，他忙着把先锋另类的电子节拍、别出心裁的概念设计放在自己的每一首歌里，《柔软的角》《无念》《天生地梦》虽然是E P，精致程度却好过很多专辑。
其他歌手疯狂去跑综艺节目、真人秀、演唱会、盘算着什么时候出张国语专辑开拓一下大陆市场，他则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文化，没有沟通、思考和沉淀的国语专辑是“为出而出”，他想想又补充道：“其实很多事我都想做，红馆和国语专辑都是我愿望清单的前几位，但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一年就这么些天，你做得了几多？”
其他歌手因着粉丝的喜爱调整自己的风格甚至工作计划，或靠“一招鲜，吃遍天”，他坚持艺术作品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所有的话说一遍达到意思，就没有必要重复第二遍。在这点上，《A ddendum》和《僵尸》都已经圆满，出续集无非狗尾续貂。“外面对我的作品有好的反应我都会开心，但这不能左右我的计划。”沿着时代的大趋势逆流而上，麦浚龙一直对做音乐、做唱片的最传统方式怀有执念，且走得不紧不慢。
于是，事隔十年之后再讨论麦浚龙的“富二代”身份，媒体不再嘲笑他为走红可以不惜重金，而是开始感慨，正是因为在金钱上没有很大的压力，反而令他可以专注在音乐上做出更好的东西，甚至是作出《弱水三千》那样彻底反商业，反大众口味的尝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音乐只是缓解我工作压力的一道甜品。大不了不做唱片，反正我自己的品牌和电影给我带来的收益，会比做唱片大很多。”一个任性的“大不了”，使他不必去理会香港流行音乐市场的萧条，也不必去为收益迎合大众，随波逐流。
但传说之中至少有一点是真的：或许是拜优渥的家庭条件所赐，理想与现实在麦浚龙的世界中各安一边，以辩证的形式互相碰撞。比如说，当谈话不可避免地进行到“乐坛不景气”这个敏感点上时，身为音乐人的他主动替记者细数了这种惨淡的种种表征：行业缩水，唱片卖不出去，许多人转去收入更丰厚的电影行业，都不是秘密。然后，他一耸肩，谈话基调立马扭转，边哀叹边期望：“80年代成功的案例你不可能再套在2015年，80年代好笑的笑话未必在2015年仍然好笑，反正再怎么做也做不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白金唱片了，为什么不把这种不景气和混乱，看成是创作的新空间呢？”
又比如说，连他自己都承认，做唱片就是做商品，是商品就必须关注利益，像iTunes上获得的成功，无理由不去感恩。但这摊生意怎么做，仍是有得选，如果做一首流行歌曲拿四百万，一首普通歌曲拿四万，他只会选择走心的那种方式，就好像《罗生门》真正令他开心的，是大众对广东歌仍然有热切的期待。（文/黄锐海 实习生 卢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