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

　　本报讯记者 邱祎

　　他大学念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法国文学专业，如今却以音乐人的身份广为人知；他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了20多年西方音乐史，演唱创作的歌曲却能被中国普通老百姓传唱。在中国内地的音乐圈，刘欢的存在仿佛一个“悖论”，至今尚无另外一名歌手能够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做到如此游刃有余。

　　我没有紧迫感想做就做

　　记者：艺术工作者难免会经历创作瓶颈，你本人有没有过很苦闷、不知往哪儿去的阶段？那个时候是怎么熬过去的？

　　刘欢：我还好。快30年了，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音乐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压力。我没有紧迫感，想做就做，想唱才唱。年轻的时候，不好意思跟人说NO,人家拿什么歌给你都得唱。但找我写歌还是可以推掉的，我认熊啊，我说我写不出来，别人拿你没辙。可唱歌你说你不行人家不信。

　　说来话有点儿长：30岁以后，特别是经历过央视的3年“封杀”后，我发现我完全可以不活在人们的注视下，于是，我开始跟人说NO了，特别是唱电视剧主题歌和上晚会这两件事。你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打开电视，电视剧主题歌几乎全是我唱的，烦死我了。刚开始说NO就是得罪人啊，特别是人家举着歌找上门来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你不唱他可不就瞎了吗？我是最怕人说歌是专门为我写的，一遇到这样的我准躲！怎么办，跟人讲好话呗，主动跟他们推荐其他人选。我乐得一个清净，基本可以只唱自己想唱的歌。创作方面就更自由了，想写才写，挑自己可以尝试不同类型音乐的影视剧接。

　　女儿的照片曝光，这个事很头疼

　　记者：这几年你参与了《中国好声音》和《中国好歌曲》，对于真人秀节目中常用的讲故事、导演预设剧情等套路，你曾在各种场合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一季以来，感觉你在节目中很放松，和其他导师的互动也更自如了，是已经渐渐适应了真人秀吗？你现在对于参加节目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刘欢：肯定是越来越适应，有时也不得不做些底线内的妥协。比如根据收视规律调整节目，打乱甚至颠倒录播顺序，从而使我的选歌逻辑甚至“人品”遭“曲解”等等(笑)。这两年不断有真人秀节目的邀约，都是音乐类的。我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节目的价值观要和我的相符，对真人秀的理解要一致：我认为真人秀的核心是“真”，而非“秀”。

　　记者：《中国好歌曲》中，杨坤弟弟杨宇瞒着哥哥来参赛，你在节目中透露自己的弟弟刘啸也很喜欢音乐，但始终处在你的阴影之下。如果他瞒着你参加音乐真人秀，你会支持吗？最近你女儿的照片也被曝光，对于她的未来，你会帮她规划吗？

　　刘欢：其实人格都是独立的，按理说即便是兄长也无权干涉，但如果他想来我参与制作的节目里比赛我肯定不乐意，如果不能说服他，我只好自己选择退出。因为不论你主观上是否对他有利，但可能大多数人会质疑比赛的公正性，从而在客观上对节目不利。我们虽然没有讨论过相关话题，但从感觉上来说，我认为他还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女儿的照片曝光这个事很头疼，也不知道是谁隔三差五来那么一下，这有意思吗？不好玩嘛。弄得女儿和我们不胜其扰不说，还骚扰读者。至于我女儿的未来，当然由她自己规划，我们只能帮她创造和提供一些条件吧，未来的路还得她自己走。

　　“小众”和“大众”是商业的概念

　　记者：《中国好歌曲》的几张原创大碟出炉了，这一年间学员们也各自有所发展，如今第二季也快结束了，回看当初，你觉得实现了第一季《中国好歌曲》最初的设想吗？

　　刘欢：当然啊，实现了。以原创作品为核心的真人秀节目在全球没有过成功的先例，所以我一直讲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真的，很冒险。所以我们的预期是哪怕有一首歌成功推出就可以了。可别小看这个目标，全国关注度和收视率最高而且高密度集中重播的春晚每年是否都火过一首新的原创歌曲？好像不是每年都有的吧。可《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就有啊：霍尊的《卷珠帘》就是，甚至出现了全民关注编曲的现象级状况。还有莫西子诗的《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周三的《一封情书》、赵雷的《画》、王矜霖的《她妈妈不喜欢我》、谢帝的《老子明天不上班》等，在排行榜都很活跃。

　　记者：第一季《中国好歌曲》中很多歌曲都是相对个人化、小众化的，比较难在大众中传唱，如今第二季这类歌曲依然很多。是否考虑过多选一些通俗化的歌曲？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如何在曲高和寡和流于恶俗之间作平衡？

　　刘欢：在我看来音乐创作本来就是个人化的，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写自己和周遭的关系等等，个人与很多其他的个人产生了共鸣，也就引起了响应，这就是音乐的过程。所谓“小众”和“大众”是商业的概念。另外，传唱不是音乐的目的，如果传唱是目的，那巴赫、平克·弗洛伊德就都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碧昂斯也没有，她的歌大街上谁唱两首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