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
成都商报记者探访抗战八年“第一流行歌曲”诞生地
川音传媒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史学教授包德述揭示《游击队歌》风靡之谜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在临汾市洪洞县辛村乡白石村的八路军纪念馆门外，81岁的曾奶奶和83岁的张爷爷听说成都商报记者是为《游击队歌》而来，激动万分，他们刚刚参加了白石村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举行的“抗战歌曲演唱会”。
“不分男女老幼，我们这里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的，很多人的手机响铃都是《游击队歌》”，洪洞县八路军纪念馆的讲解员张田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抗战八年，真正能达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能上口哼唱的歌曲并不多，《游击队歌》绝对是“主打歌”之一！川音传媒学院院长、音乐史学教授包德述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对《游击队歌》的流行程度，给予充分肯定——“‘流行歌曲’就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广泛流行的歌曲作品，《游击队歌》自1937年底，就广泛地流行于中国各地各个阶层，其广泛流传的缘由，正如其歌词‘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它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白石村当日（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游击队歌》毫无悬念地成为10大歌曲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江弋 特约记者 张涵
珍贵手稿
看到了鲜为人知的“第二段”
“土炕油灯人未眠/战歌嘹亮敌胆寒”，这是记者在洪洞县八路军纪念馆看到的一副对联，悬挂这副对联的小屋不足10平方米，室内陈设极为朴素，一张木头桌子和一把椅子之外，就只有一个土炕，土炕上铺着草席，摆放着一个炕柜和一张小几，小几上有一盏油灯。如今，这间小房作为“《游击队歌》创作屋”，是白石村温家大院吸引参观游览者最多的一个景点。
据《游击队歌》创作者贺绿汀女儿贺元元回忆，《游击队歌》诞生于临汾市刘庄村一间煤仓里，当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住在徐家大院，而贺绿汀和学兵们住在一起。2011年，贺老的两个女儿和央视《抗战歌曲》纪录片摄制组前往临汾寻找这间煤仓，但它早已在岁月的洪流中隐遁。至于如今白石村的“创作屋”，其实应该是贺绿汀先生回忆中说到的“高庄八路军总部”，这是《游击队歌》的首演地！时间是1938年1月6日，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此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一个旧戏台上，贺老指挥全体学员上台演唱，欧阳山尊吹口哨作为伴奏，一曲唱罢，全场欢声雷动。
有趣的是，记者在白石村“创作屋”的墙壁上看到，不仅悬挂着贺老创作的《游击队歌》曲谱，同时还有一首麦新创作的《游击队歌》。相比贺老的同名之作，大众对这首《游击队歌》无疑要生疏许多。
为什么要把两首《游击队歌》并排在一起展示？张田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纪念馆的主要用意是增进大众对抗战文艺界、抗战歌曲以及《游击队歌》丰富历史含量的了解。
《游击队歌》的手稿现珍藏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薄薄两页油纸手稿上一共写了3首抗战歌曲，另两首作品是《炮兵团之歌》和八路军对日军宣传时使用的日语歌曲《日本的兄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八路军物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游击队歌》原有两段歌词，但第二段歌词却鲜为人知，我们如今只能在这份珍贵的手稿中见到这段歌词的全貌——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
可以见出，贺老当时写这首歌时，就没有把它的“流行范围”局限在敌后根据地，而是希望“不分穷、不分富；不论党、不论派”都可以唱这首歌。78年之后，当我们细嚼《游击队歌》的第二段歌词，更能体会到贺绿汀先生的胸怀气魄以及中华民族在抵御外侮时的万众一心。
创作背景
听朱德贺龙讲游击战获灵感
从上海到临汾，成都商报记者沿着当年贺老的足迹一路向西，如今乘坐火车，不到1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而在战火纷飞的1937年，贺绿汀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10天就踏上征程，到达临汾时已是11月。
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可谓“群星璀璨”，出发时就有作家聂绀弩、王贵、王余杞，演员崔嵬、丁里、王震之，还有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与宋之的、王苹夫妇等一共16人。由于群众反响热烈，票房一路持续火爆。
演剧队到达的白石村，则更是将星云集！林彪、聂荣臻、左权、罗荣桓、朱瑞、邓小平、陈赓、杨成武、杨得志、谭政等都在此留下过足迹。就在贺绿汀抵达白石村几乎同一个时段，刚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115师主力343旅也到此休整。1937年12月，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邓小平率领下从晋北转移到洪洞，在此期间，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在洪洞马牧一带驻扎了92天。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的灵感，正来源于听取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尤其是对“游击战”的生动讲解。
在白石村驻扎期间，贺绿汀与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为八路军将士演出鼓劲的丁玲也时常碰面。白石村，这个在中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弹丸之地同音乐家特别有缘，与贺绿汀同为“20世纪中国十大作曲家”的“西部歌王”王洛宾也在白石村写出过经典作品——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的主题曲《老乡、上战场》。几十年后，当王洛宾到上海泰安路76弄4号贺老的家中拜访时，两位中国音乐史的巨匠情不自禁忆起白石村岁月，都不胜感慨万千。
采访中，影片《穿越硝烟的歌声》即将于全国公映，这部影片真实反映了《游击队歌》的创作历程和贺绿汀在抗战期间的音乐之路。其中扮演贺绿汀的男主角吕聿来[微博]说：“贺老在一路向西的途中，是在用音乐表达对生活的感悟，特别是在写《游击队歌》那一段，贺绿汀跟演剧队的同事没有被残酷惨烈的环境击倒，而是搜集各种积极有利的消息，最后写出这首鼓舞人心的《游击队歌》，这一定得是一个正能量爆棚的人才能创作出来的作品。”
历史价值
哀鸿遍野中鼓舞多少人心
贺绿汀写就《游击队歌》之时，中国国内正面临怎样的形势？
南线，淞沪战场节节败退，上海沦陷；北线，太原很快落入敌手。1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士气跌落到谷底。
如果不读懂这段历史的沉痛，你将很难准确估量《游击队歌》在哀鸿遍野的1937年鼓舞了多少人心，而这正是这首作品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所在。
“《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活泼，这在抗战歌曲中很罕见！”包德述教授精研音乐史几十年，在他眼中，《游击队歌》的个性、特色和艺术价值，都是抗战音乐中的一个另类。他评价说，“在那样一个艰苦的年代，贺先生用明快活泼，甚至有诙谐色彩的曲风来反映血腥的战争，别开生面，难能可贵。”
《游击队歌》的“别致”，关键在于前段的4个乐句中，1，3句相同，2，4句略有变异，每句开头都是同一个材料。中段变为强起，出现了短小节奏型，但音调上仍是前面的材料，如果撇开音调，单打出音符的节奏，就成为一个很生动的小鼓点，这个节奏给方整的4/4节拍和匀称的结构形式增添了不少活泼性。
包教授从音乐专业角度分析指出：“关于此种风格，我认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恩师黄自先生清唱剧作品《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影响，从节奏型上看，全曲是建立在小军鼓节奏的基础上，这种节奏型，不仅活泼，更具有强烈的动感。同时，‘AABA’结构既是西方歌曲作品典型的结构样式，也是中国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的‘起承转合’典型的结构形式，因此易于广大民众所接受。”
据贺绿汀大女儿贺逸秋的回忆，“《游击队歌》酝酿了几天，一天晚上，在土炕的煤油灯下，整个词曲几乎是同时跃然纸上的……”毫无疑问，这正是一首“神来之笔”。
《游击队歌》活泼传神地表达出八路军游击战士的机敏、睿智，所谓“游击战”，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游击队歌》不仅给这种红军的战术作了一个形象的注脚，同时也特别适合部队行军时边走边唱。包教授点评说：“这首歌从歌词看，其直白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背后，确实表现了当时抗战的艰苦。作品极力表现的是中国人民在大灾大难面前，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时刻，那种不畏艰难，勇敢面对的民族精神。”
包德述教授在采访末尾用一句话概括了《游击队歌》在78年后的价值：“这首作品传递出来的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和对和平幸福的向往，即使在今天的音乐创作中，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迪价值与借鉴意义。”
《游击队歌》继续高歌，永不褪色。
[本文采写过程中，参考了《我的父亲贺绿汀》（贺逸秋、贺元元/著）、《论贺绿汀》（姜瑞芝主编）、《贺绿汀音乐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贺绿汀传》（史中兴/著）、《音乐艺术》（1983/4月号）等著作，洪洞县白石村温家大院八路军纪念馆为记者采访提供大力协助与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