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sammi
斯文儒雅，温润敦厚大约是李安留给人最多的印象，伴着大众都熟悉的那种怯怯的神情，看上去又还多了一些萌态。讲话时语调不高，在热闹喧嚣的空气中容易显得有些安静，可就是这个甚至有点羞涩的李安，却总爱在电影界搞点大事情。
近日，新作品《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又把李安带回了各大媒体的头条版面。今年已经62岁的他，喜欢在电影的世界里不断探索和发现，仿佛小孩子到了童话王国，充满了快乐与好奇。他说：“有一个梦想很重要，一直坚持一直要求，有些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生。现在对我来说，拍不困难的电影我没有兴趣，拍不可能的电影才能提起兴趣。做电影就是要拼命，不拼命，做电影好像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一路走着，从没想过要停下，去突破自己的可能性，也突破电影的可能性。
“议题会跳出来，在心中成长，我让它自然地发生”
伟大人物的成长历程似乎都会充满一些传奇色彩，好像必须要有一点可讲的故事，变成点缀距离的迷纱，才能称之不凡，连屈原都要追溯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去。李安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了：从小学习不好，高考两次落榜，最后念了艺专，再去美国深造，毕了业在家闲赋多年……大家对这事儿津津乐道，不知是在熬“大器晚成”的鸡汤，还是找“术业有专攻”的安慰。今年6月，他在上海电影节上的那句略带自嘲“我36岁才开张，你们急什么？”瞬间成为金句。
1992年问世的《推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李安编剧执导的第一部作品，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个老头退休后被接到美国，在儿子优裕的家庭里生活却感到很寂寞，因为种种家庭矛盾，最后老人去唐人街的餐馆洗碗打工，惟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老太能给他些许安慰。
《推手》虽然有明显的软肋，但并没有妨碍它包揽金马奖。影片的构思和细节处理，几乎就来自李安闲居美国的生活状况，只有李安这样既受过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又在美国长期生活过的人才能做得出如此感同身受的作品，片中设置的洋媳妇这个经常在家写稿照顾孩子的角色，被认为是李安蜗居六年的写照。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贯穿全片，矛盾没有找到解决之道，难以融合的结果就是走向断裂：两个老人站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凄惶无助。
和《推手》背景相似，1993年出品的《喜宴》讲述定居在美国的同性恋者高伟同为了打发从台北来逼婚的父母，与正愁拿不到绿卡的非法移民女画家顾葳葳假结婚而展开的一连串故事。李安把一个传统中国家庭面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困惑、无奈以及宽容传递出来，延续了《推手》中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伦理道德冲突，但比前者更进了一步：《喜宴》之“喜”来源于五千年的性压抑，可“父权”文化在影片中没有以沉闷的形式表达，相反，这部片子的调性活泼生动，李安依然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但不止于表现分裂和抗拒，还试图找到一种妥协与平衡。
《饮食男女》结束三部曲之后，李安尝试了一些纯西式的片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捧红了温斯莱特的《理智与情感》。李安说：“一开张我拍了四部喜剧，《理性与性感》拍完，我一直回不去喜剧，想也找不着题材，可能因为我的显性已经表现够了。”
2000年，李安通过《卧虎藏龙》回归华语影坛，这部影片里，不见了中西之间强烈的对抗，但李慕白和俞秀莲的隐忍，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炽烈依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无论在乡村，沙漠还是竹海，都尽显中式风情和东方色彩，把刀光剑影拍得行云流水：“《卧虎藏龙》规模甚大，又有很多我不解之处，且引发出许多文化现象，依我原来的个性，应会稍事收敛，但我反而更拼命；拍《绿巨人浩克》时，我更直接面对好莱坞的商业与制作机制、挑战电脑动画、碰触美学领域，进而摸索我心底的不安、父子间的紧张，触摸死亡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体内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硬要蹦开，我也不自觉地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七年来，我变了，外在的世界也变了”。
当古代东西方文明，最初开始交汇碰撞的时候，西方理性主义为东方的神秘灵感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压抑、蛰伏，之后转变为表述上的解放。
到了李安最新两部力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相互渗透被运用得格外得心应手。这两部影片都选取了典型的西方主题。
《少年派》中，一名找寻灵感的作家，无意间得知了皮辛墨利多·帕帖尔不可思议的海上历险故事：长于印度的少年派因为父亲开了一家动物园，所以整天与老虎、斑马、河马等异国动物为伍，对信仰、人和动物的本性自有一套看法。在跟随全家移民的路上途遭不测，在海上漂泊数日之后获救，是整艘船唯一生还的幸存者。这趟旅途，也注定改变派的一生。
从《荷马史诗》开始，海上历险记就是西方社会普遍熟悉和喜爱的题材，但它既不像《特洛伊》有宏大的史诗背景，也不像《地心历险记》可以轻松享受一路惊险，整部电影是靠Pi一个人物支撑起来的，里面充满着的各种暗示，表征，意象，让影片不仅没有无聊无趣，反而更加深刻厚重。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同样如此，这部讲述伊拉克战争的影片也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战争片：19 岁美国士兵比利·林恩在伤亡惨重的伊拉克战争与战友凯旋归来并被誉为美国英雄，借由一场感恩节橄榄球公开赛的中场表演过程，揭露这群士兵们在战场上真实经历的故事。和《少年派》一样，李安没有走类型片的传统套路，反战电影已经被《战争启示录》《拯救大兵瑞恩》等先行者做到了极致，李安还特别强调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题材：“有人会觉得我拍了一部反战片，这其实不是我的初衷，我想讲述的就是军人。军人这个族群，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比利·林恩》的着力展现比利一天的心路历程，西方戏剧的荒诞配上极具东方化的含蓄叙事，影片除了吸引眼球的技术还有值得拿出来讨论讨论的内容。
李安说：“议题会跳出来，在心中成长，我让它自然地发生”。特定时期的主题能够反映李安特定时期对世界的理解：“一开始我觉得孝顺很重要，就拍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对浪漫感兴趣的时候拍了《断背山》、《色·戒》，对人和神的关系着迷的时候拍了《少年派》，很自然这与我的年纪阅历有关系。”
不难看出，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李安逐渐从分裂抗拒走向游刃有余，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表达的方式，都不再流于表面和形式：选西方的题材，明显和好莱坞的电影模式不是一个路数，拍东方的故事，又能讲出故事之外的艺术：“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继承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美、欧、日等各地涌入的现代文化，多种元素混杂变化，但都在一个较为渐进的形势下进行，个中带有一种舒缓、亲切的特质”。两种不同文明造就了李安独特的视野和气质，而内容上的一路突破，使得作品兼具东方传统的温文尔雅和西式的洒脱不羁。
“我不是想拆掉电影天堂的篱笆，只是想把边界再向外扩一点”
对情感的把控一直都是李安的强项，东方导演的细腻让镜头把情感这种微妙的东西展现得淋漓尽致。人是社会关系的组合，但李安并没有止于对这种关系的探讨。从他的“父亲三部曲”（或者“家庭三部曲”）中主要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到《卧虎藏龙》的江湖关系，再到《少年派》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李安不断地在探索一种相处模式，人性深处的压抑甚至存在的意义。
李安说觉得“孝顺”很重要，所以有了“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虽然这三部片子都是以家庭里父亲的角色为内核，但是视角和中心人物有所变化，父亲的形象和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随着对“关系”的逐步深入的思考，想法和表现手法也日渐成熟：《推手》是从父亲的视角讲述“融入”的困难， “融入”家庭一点儿也不比“融入”国家容易；《喜宴》里的父亲只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角色，表现看起来突兀的传统，最后一部《饮食男女》，对家庭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和思考，片子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与情节发展的内在张力，镜头语言也丰富了许多。从这部作品开始，李安的特质开始沉淀，用细腻的手法耐心地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到了《卧虎藏龙》，李安彻底告别了“家”，进入了“江湖”。
期间还有《冰风暴》和《色，戒》：“《冰风暴》起，我开始有兴趣摸索隐性部分，碰触潜意识里一些无法掌控的领域，如此才能摸到新鲜的东西，才有那种处子感。寻求刺激，让我持续处于亢奋状态，也折磨着我的身心；但这股亢奋，又支撑我度过身体的不适。长期下来，精神、肉体几乎难以承受，老感觉是在“解构”自己。久而久之，在我的电影里，结尾都以悲剧收场、以死亡终结，似乎要追求到某种美感才能结束，《色，戒》也是一样，走向死亡，成了我电影中主角的宿命，包括活着的人（易先生、俞秀莲、罗小虎等）也要去体会逝者（王佳芝、李慕白、玉娇龙等）的滋味。我是不是在追求一种绝对值，也在满足一种求死欲望？对我来说，创作欲好像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是自我解构的一个演化过程，当你冒险追求绝对值时，经常处于临界点上，如履薄冰，兴奋感与危机感共存，求生与求死并存。”
这种感觉并没有随着《卧虎藏龙》走向虚无，大概是李安发现，死亡只是一种结束，算不上一个答案。张靓蓓在筹备写李安传记时，他正在忙着《少年派》的后期制作，没有看过原著的张靓蓓随口向李安抛了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你的‘天问’”？原本没有想要答案，但是李安给了：“是，前几天我还想到这个”。无论《少年派》讲述的故事哪一版是真实的，为了活下去，派就要学会与自己的本能共处，并且驯服自己的本能。影片开头，作者找到派，对他说：“你有一个故事会让我相信上帝”。派说：“要相信什么由你决定”。作者选择了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派说：“所以你追随上帝。”至于影片的解读、隐喻等，已有太多不同的讨论，有一点可以确信，李安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并用美的形式在电影中展现出来。
李安一以贯之的成长主题和细腻情感被运用到他之前不曾涉猎过的军人题材，在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时他说：“军人只是军人，他们不是人们眼中的英雄，我想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真实情感和内心。军人被告知如何在战场上生存，却没有被告诉如何在战争后生存。我觉得军人身上都有一种宿命感，就如同拍电影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宿命”，“半场秀这样一个盛大的假象，反映了人们对所谓英雄主义的投射，这跟军人在战场上的感受所形成的反差，我觉得是对人性与社会的很好的检讨。”
和《少年派》一样，《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除了成长主题，片中关于社会、人性、宗教的隐藏细节，也引发网友的各种解读。在影片结束时，比利恍惚间见到了他已经离世的班长，并展开了一段“跨界”对话，在镜头转向班长的前一秒，李安特别给了车上的象头神一个镜头，大概也是对《少年派》的遥远呼应吧。
“电影一直告诉我，它要变了”
李安形容自己的性格本质是“脆弱”，他说自己初一时身高才1米3几，高中才过了一米六，从小就爱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影院里所有人都在笑：‘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但拍电影时的李安却是个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人，他自己也感慨：“一个从来不敢反抗，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0多岁以后，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
在3D电影已经成为电影拍摄惯用模式的时候，因低帧数带来的屏幕闪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行业的难题。李安坦言拍摄3D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受到启发，决心探索更好的拍摄方式，并表示采用3D是希望获得视觉上的突破，实现2D不能表现出来的感受，“希望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刺激，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冲击。”为什么要尝试这样的“第一次”呢？李安导演称，“我拍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第一次接触3D，过去坚持用胶片拍，对数码电影一点感觉得没有。可是拍了以后，发现很多东西对不上，开始有一些问题了，所以我想找到解答……本质上3D跟2D不太一样，可是我们现在拍3D，脑子里都是2D。3D该有它的本身东西，数码电影本身有它的一个特性。”
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李安不仅首次触碰军人题材，更是挑战史无前例的技术规格，试图改革近百年未变的电影技术基础，大胆采用120帧/4K/3D的形式，他在上海首映发布会上说：“对使用新的技术、新的表达方式，我有一点心急，这跟我的年纪有关，我已经62岁了，等不及了”，并认为这种技术使电影更加鲜活，观众的观影习惯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观众不能再置身事外，像是走进故事与主角在一起。其实数字电影就应该是3D的，这跟人眼睛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很匹配。120帧让画面没有抖动，4K让画面更清晰，再加上3D，你会觉得离角色很近。未来的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YouTube上有取之不尽的免费影片，iTunes和Netflix有用之不竭的非院线片，家里的电视已是4K规格，连iPhone都支持4K、每秒六十格的录像能力，电影实在需要好理由，让人们再度走进那个大黑房间里。挑战新技术当然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李安说自己下这个决定不同于赌博：“赌博输了之后会很沮丧，但拍电影，做了决定，不论成败都会很甘愿，都要勇于承受。我经过一年的犹豫，最后决定拼了。我的骨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就是要做120帧。”同时李安也强调这部电影只是一个开始，“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却又开启了10个问题，所以我会继续做下去。”
自言是天秤座，连早上穿什么袜子都会做艰难决定的李安，在电影上却异常固执。李安说自己拍电影时是一种反求诸己，必须要真诚面对害怕的心情，拍电影对他而言必须要有新鲜感，每次都要有“第一次”的感觉，所以已过60岁的他，不想把电影拍来拍去就那样一套，“我就是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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