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创作恩师徐悲鸿木刻。
2011年创作梁漱溟人物木刻。
1957年创作油画《母亲》。
87岁的老艺术家杨先让，是美术界公认的“活宝”。如果你对他的名字还不太熟悉，那只好这样介绍他：他是徐悲鸿、李苦禅的得意门生，黄永玉、郭兰英们的“铁磁”朋友，陈丹青、徐冰眼中的“护犊子”老师。最近，这位“活宝”老先生在87岁高龄写了四卷本文集，该文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杨先让用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美院及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还因此“暴露”了自己强大的朋友圈。文集出版之际，杨先让接受了北京晨报记者的专访，聊起了新书、生活和往事。
“陪考”走上艺术之路
“来来，吃樱桃，这是咱们烟台的樱桃，甜着呢，可劲儿吃！”刚刚坐定，杨先让就招呼着大家吃家乡的大樱桃，话音儿里带着淡淡的乡愁，难怪杨老多年来一直用着一方“岛里人”的图章。这个岛说的是山东牟平县养马岛，属于烟台市，不到十平方公里的小岛，现在已成了著名的旅游避暑疗养地，然而变化再大，也依然是杨老心心念的故乡。他让学建筑的儿子义务为家乡设计了一座高级宾馆，还把父亲和爷爷的坟都迁回了故乡，耋耄之年仍每年回去扫墓。
1930年1月，杨先让出生在养马岛，爷爷用“温良恭俭让”为孙子们起名字，又是“先”字辈，于是排名第五的他得了“先让”的名字。那时祖父在仁川经营绸缎庄，父亲在哈尔滨开油坊工厂，叔叔是英美烟草公司的总代办，用现在的话说杨先让就是“富二代”一个。
杨先让说自己从小功课不好，背书背不出来，算术也算不好，但是父亲唯独对他写字要求严格，“父亲写了一手好字，方方正正，像山东大汉一般有股大气，他爱收藏字画，给我买《芥子园画谱》，还教我写柳公权，他跟我说，中国方块字一撇一捺，一点一画都有分寸讲究，人不正，写起字来也不会正。”杨先让自谦有点“小聪明”，字写得不错，于是他成了父亲的骄傲，“家里每每来客人，父亲都要拿出来‘显摆’”。杨先让说，那时家里还收藏了许多字画，真真假假多级了，父亲不时拿出来晾晒欣赏，也让杨先让得到了最初的艺术启蒙。
他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秃小子”，小眼睛、黑皮肤，但是唱歌、跳舞、画画，甚至演戏都在同龄人中数一数二。17岁时，他就曾导演过《雷雨》，本色出演里面的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真正的二少爷”。因为喜欢演戏，他还曾带着一封推荐信，想要去考取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结果却在半路的北平遇到了一位过去的同学王家树，那时王家树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于是他就成了“陪考”，后来顺利被艺专录取，从此踏上了艺术之路。现在再问起，如果考了戏专会是什么样时，杨先让大笑着说，“大概还是在跑龙套吧，肯定没劲透了。”
“创作冲动”成就木刻精品
1952年，杨先让从中央美院绘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当时年画、宣传画都由他们负责出版，因此杨先让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版式、写退稿信、写美术字。而在人美工作的几年里，杨先让也没有间断下乡作画。1955年，他下乡时准备创作一组黑白组画，而其中的一幅很适合做成版画，于是当时的同事邹雅从荣宝斋找来一块木板，而从未和版画打过交道的杨先让弄了几把圆刀，完成了自己的木刻版画处女座《出圈》，这幅作品不仅得以出版，还在全国青年美展上获了奖，甚至被《人民画报》转载。当时《人民画报》主编丁聪看到这张版画，竖起大拇指说，“杨先让你够聪明啊，木刻创作得精彩。”
就这样，一张两张，杨先让刻起了木刻，而他也逐渐体会到了木刻的优势，“我在生活中得到灵感之后，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创作冲动，然后就要产生画面作品，而木刻虽然辛苦些，但是它的制作条件比较方便。那时候刚刚结婚，家里只有9平米，画油画没有地方也没钱，我就把木板放在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出来刻，业余时间就印刷。”虽然创作出了《春日》、《延安组画》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版画作品，但是杨先让那时还没觉得自己是版画家，“让我真正把自己放到版画界中，还是因为后来回到美院版画系教学。”
1958年，杨先让和太太一起下放河北遵化劳动一年，后被调去文化部工作，之后又回到了中央美院工作，并在古元的建议下回到了版画系任教，“每个教员的课时并不多，除了开会、政治学习，剩下的时间都在搞创作。”后来，歌颂焦裕禄的《贴心人》就作为独幅版画发表，而歌颂刘胡兰的作品《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对于自己在版画界取得的成绩，杨先让称：“过去江丰和李桦先生都赞扬过我，说我是中央美院版画系教学创作中的佼佼者，现在回想，我的确是中国木刻版画创作队伍中，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者之一。”
“嚷”出一个民间美术系
1980年，在重新落实政策、刚刚回到领导岗位的美院院长江丰的提议下，美院新成立了年画、连环画系，领导们纷纷跑来动员杨先让，让他“挑大梁”，后来这个副主任一干就是10年，从招生到培养师资、排课、考察，都是杨先让一手抓，“学校就那么大点儿地方，七个系分教师、教学、经费、招生和留校名额，我们系教员利益都要争取。我是当仁不让，大家都知道，杨先让理直气壮‘嚷’的声音最大。”
1983年，杨先让去美国看望父亲和哥哥，然而这次探亲却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在美国，他参观访问了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他突然想到，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中国的版画、年画、连环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为什么不可以广泛地在民间艺术土壤中去汲取，去陶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更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呢？”
回国后，杨先让又“嚷”开了，一定要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民间美术系”，不改就不干了。院长古元起初不解也不赞成：“美术学院里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杨先让回答：“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培养得了吗？”他嗓门大，到处嚷嚷民间美术的重要性，院里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开会让他“申诉”。一场畅快淋漓的“申诉”之后，古元第一个表示赞同，就这样，改系方案通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