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大老王”

    □郭建平

    没有1977年的恢复高考，我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我高中的几位恩师，我也很难考入大学。

    1977年暑假结束后，我们高中的最后一年开始了。我们换了一位班主任，他叫王士章。王老师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王老师身材魁梧，五大三粗，从他的身上很难找到那个年代的典型“知识分子”的特质，而更多的会联想到他是一个靠卖苦力生活的粗汉子，在学校里他的绰号叫“大老王”，而不是王老师。但实际上，在他的粗壮的外表下，是一个有头脑、有远见而且心细如发的能人。七十年代中，他兼任导演和领导的学校话剧队排演了当年风魔天津乃至全国的天津话剧院的代表作《风华正茂》，拿到了天津市高中汇演第一名；王老师的体育特长是篮球，在他担任学校篮球队的总教练的那几年，学校的男女球队连续几年获得天津市高中组第一；他教学生涯的辉煌顶点是作为我们1978年高考快班班主任和物理老师带领我们40位高中同学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而我们班的物理成绩名列天津市第一，我们班有两个人物理成绩是99分，有4个人的成绩在90分以上，全班40名同学的平均分数在60分以上。这在那年的高考中，几乎是创造了奇迹，当然这是后话。

    在高中第二年正式开学前，我们在学校劳动一个月。这时，王老师已经走马上任。劳动之余，王老师开始给我们补课，有一堂课是讲摩擦生电，他一手拿着橡胶棒，一手拿着麂皮，说这是力气活。老师告诉我们，恢复高考势在必行，我们现在就得开始准备。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对高考一无所知，对上大学更是觉得那是天上人间的事情。等到我们正式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而这几个月的时间，为我们准备高考、赢得高考得到了珍贵无比的时间。

    开学不久，学校对所有高二同学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按照成绩组成了“快班”，学校为我们抽调了最好的师资作为我们各科的授课老师，数学老师刘老师，语文裘老师，化学郭老师，高考总负责的教务主任黑老师，他们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并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四十左右的年龄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1977年，是万象更新的时候，那时的人认定“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更没人相信“读书无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这些老师，中国知识分子报国为民的抱负和情怀，像火山找到一个出口一样，迸发出来。

    准备高考的日子紧张、枯燥，但充满了希望，是激情燃烧的日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从睁开眼睛到半夜三更，除了书本就是做题，老师们知道我们的辛苦，所以给我们有一项“特权”：在课堂上，我们困了就可以睡觉，醒了再继续上课。在最紧张的日子，学校为我们准备了宿舍，而几位主科老师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学校。对几位老师而言最幸福放松的时刻是晚饭的时候，到学校门口的小饭店喝上一口小酒，完了和我们一起在校园了散散步，夕阳西下，其乐融融，那样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得。今天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和体验那个年代的老师们的情怀，那是个除了工作无欲无求无私的年代。用今天的标准，你得花多少钱才能把这些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老师聚在一起，和你吃住在一起，而这一切却只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人们常常说，77级、78级大学生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也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和20世纪和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分水岭，这是因为无论是高考前还是入学后，为我们传道授业的老师们依旧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份情怀。

    大老王的本事在他的物理课上，不仅在他的深入浅出因人施教的讲课上；更在于他的敏锐和判断力。有两类题目是王老师要我们反复理解和演练的；双刀双掷中的电学力学问题和子弹打木头的题目，果然被我们老师猜中了而且两个全中，这两个题目在1978年的物理考题中占了40分。对很多考生，这两道题目成了他们高考中的“滑铁卢”，而我们则成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考试之后，王老师参加了物理阅卷，他后来反复跟我们眉飞色舞地描述了多次：在阅卷现场，我们班的卷子引起了轰动，卷子是密封的，没有人知道它是哪个学校的，但大老王知道，因为他自己学生的笔迹，他再熟悉不过了。

    这就是我和我们高中40位同学的恩师大老王，平凡又不平凡，他在几年前作古，但他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郭建平，天津大学精仪系光学仪器专业78级，现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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