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父子同年上学

    □ 彭乃青

    我生于1945年，过去埋在心中的只有“要认真读书，跳出山门”的想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963年我考上了全县仅有三所高中的一所———安流中学，当年全县录取率1 0 %左右，我在读的学校梅林中学有10 0多名参考，只有8人被录取。可想而知，我考上高中，真如做梦一样。

    1966年，高考取消了。当时感觉是晴天霹雳，无奈加麻木，别无选择，只得回家务农。随着年龄增长，我成家了，有了三个小孩。为了生计几乎什么活都干过，犁田、播秧、做木匠、编竹制品，用手艺谋生。给生产队理发，开手扶拖拉机、做挑夫、当看山员，做泥水匠，尽力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以补贴家用，甚至还抬过死尸……

    总之，我每一天都要辛勤劳作，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于自己是老牌高中毕业生，被村里学校聘为一名民办教师。这是我引以为傲的最初的“正规”职业，也是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份职业。原本早已荒废在脑海里的知识重新得到激活，站在讲台上的我从此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

    1976年是我回乡务农的第十个年头，“跳出山门”的希望非常渺茫。然而机遇总是会给有理想、有抱负的人。1977年，高考恢复了，就如同“久旱逢甘霖”，广大青年和学生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怀着多年的渴望与企盼报考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夫妻、父子、叔侄、兄弟姐妹等同考的喜人景象。我意识到这将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于是我向高考发起了冲刺。

    荒废了十年的知识，重拾起来还是有困难的。日间既教书又务农甚是劳累，到晚上夜深人静时，我还在坚持复习。当时，村里的不少人在嘲笑，并投以怀疑的眼光，负担很重，“压力山大”。但我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因为我自己很清楚，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而且这次高考放宽了政策，是给了我们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出身的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义无反顾，挑灯苦读。

    在1977年的冬季高考中，我四科总分接近280分(其中数学99分)的成绩被第三志愿的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录取。而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广东矿治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农学院。我估计也许招生部门出于这样考虑：师范院校是对民办教师的一种较好选择。入学后，也发现我们班里绝大多数都是民办教师。

    1978年3月，我进入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就读。村民由之前的怀疑和嘲笑变为羡慕和祝贺，家人也为此而骄傲。我是在恢复高考后村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我年龄三十有余，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也即将在秋季读小学一年级了。就这样，父子同年上学，算是比较稀奇吧。此后，这也成为村民闲谈的话题。

    那年3月我从边远山区五华县坐12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广州，迎接我的是工农兵大学员。我人老相、瘦黑，身穿皱巴巴的农村土装踏进学校大门，自己感觉很不自然，如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报到后我被安排到一间八人住的宿舍，宿舍是两层楼房，男生住一楼，二楼住女生。

    一进大学房间，电灯明亮(而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从贫困落后山区出来的我心情就舒畅多了。房间靠墙两边各放两张双层的有上下铺的床，中间摆放八张小桌。我进来时，房里已坐着几个先到的同学，一看他们的模样跟自己差不多，忐忑不安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与他们交流中，发现我们之间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也都是来自农村，且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虽普通话很不标准，方言很重，但都不妨碍我们交流，谈兴甚欢，直至深夜。

    华师数学系当年招收了二百人左右，分成六个班，其中年纪较大(30岁左右)分在一、二班，称为“老头子班”，与其他四个班的年龄相差甚大，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几岁，辅导员年纪也比我小得多。三、四、五班为普通班，六班为尖子班，专业课分开上，公共课大班上。虽然这样分班，但同住一栋楼，六个班中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我们相处还是很融洽。

    虽然离开了农村，但我的大学生活仍有不适应。一是农村务农惯了，一下子不那么辛苦，反倒不习惯。二是离家远，牵肠挂肚家中老小，甚是担心。所以要省吃俭用，把师范生每月24元生活费及每月33斤大米(粮票)，差不多省下三分之一寄回老家补贴。且每年寒暑假，都急于回家看望母亲及妻儿，帮助家中干农活。因此我的大学生活是不平静的，可以说“一心二用”，既要刻苦学习应对繁重的专业，又要牵挂家中事。当时通讯还很落后，只有书信来往。但在这样复杂情境下，我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了学业，各学科成绩及毕业论文都在良好以上，还算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且“漫长”的大学四年。毕业后，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兢兢业业，直至退休，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彭乃青，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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