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蔡元培书信之新发现

    1926年6月胡适致蔡元培的信。

    □肖伊绯

    胡适与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教育与文化两大巨擘，都曾身为新文化运动前沿，都曾出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二人的交谊深厚，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学术研究、教育事业方面均有过密切交流，这可以从存世尚丰的二人通信中得以印证。

    关于二人通信的搜集整理工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成果斐然。随着《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等多种相关文献书籍的出版，胡、蔡二人的通信业已披露殆尽，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去年9月，由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将胡适遗留在北京旧居的部分藏书及书信精选展出，使普通读者能够近距离观瞻这些历史文献实物。笔者观展时，意外发现一通胡适致蔡元培书信，是未见公开披露者，堪称“佚信”，可以弥补上述各类文献书籍记载之缺失。

    胡适挽留蔡元培

    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为191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期近11年之久；第二次出任北大校长，则为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任期则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据考，蔡两次出任北大校长期间，曾有七次请辞之举，由于深受广大师生与教职员的爱戴，屡辞屡挽，曾发生过多次北大师生的“挽蔡”运动。

    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的末期，当时已并不在北京居住，而是身在杭州的浙江病院中养病。在此之前三年时间，蔡元培也不在北京，只是名义上的北大校长而已。早在1923年初，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即已提出辞职，离京南下。同年秋，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同年11月，蔡被任命为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并推为委员长。直至1926年初回国，蔡元培仍暂居上海，一直没有实际参与过北大的校务管理；当时的代理校长为蒋梦麟。

    就在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之际，北大评议会及代理校长蒋梦麟等均曾致电请其速归北大，但蔡的回电均称“亟思来校，惟现在尚难于脱身”云云(据《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4月13日)。在此之后，5月至6月间，蔡元培与北大校方及同仁之间，函电纷驰，均是以胃病发作之由婉拒回京。1926年7月2日晨，蔡又收到胡适来信，遂决定写一长信再答胡适(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此信开篇即提到：

    “前日又奉惠函，知于新六兄处知弟近状，而仍促弟北行。昨在南洋大学晤丁在君，言接兄一函，嘱彼促弟北行，且有不行则‘资格丧失’之警告(弟实以毫无资格为自由，方且求失之而不得也。然尔时在君未携尊函，亦言之不详，恕不详答)。今晨又奉惠函，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而且知钢君非即得六千元欠款之偿还，则亦将一去不还；虽承先生向新六商借，而尚无把握。先生对于北大，对于学者，对于弟，均有尔许热诚，弟佩服感谢，非言可表。然弟竟无以副先生之厚望，死罪！死罪！”

    蔡元培于7月2日晨收到的那封胡适来信，至今未见披露，但据蔡信约略可知，胡适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其报告北大教职员“纷纷他就之警讯”——— 因为薪金积欠太久，众多教职员不得不或正准备离开北大，另谋出路。

    “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展出了此信原件(约写于1926年6月底)，恰可与蔡信互相参照，部分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此信只有两页展出，不知为“残件”，虽然如此，亦颇具参考价值。信文转录如下：

    孑民先生：

    今天忍不住，又写此信与先生。

    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

    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但颜任光兄今年已受北洋之聘，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此二人一走，物理系便散了。

    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兄，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他的房子帖“召租”条子了。他的教授的本领是无人能继的。

    钢和泰为世界有名学者，我极力维持他至数年之久，甚至自己为他任两年的翻译，甚至私人借款给他买书。(前年有一部藏文佛藏，他要买，学校不给钱，我向张菊生丈借了一千二百元买了一部《论藏》，此书为涵芬楼所有，但至今借给他，供他研究。)但他现在实在穷得不得了，要壹佛像过日。现在决计要(以下缺)

    据此可知，蔡元培离职之后的北大教员流失问题，与学校经费短缺、教职员薪金长期积欠的问题如影随形，愈演愈烈。胡适对此，深感痛心，虽苦心筹措，但实有独木难支之感。为此，他多次致信蔡，切盼他能及时返校，力挽危局。

    由上述所引两通信札残件可知，在北大挽留蔡元培的行动中，胡适曾多次致信蔡元培，力陈北大积弊与隐患，迫切希望蔡能继续主持北大、维持北大。结合已有的相关文献，如《蔡元培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等所载相关信件，胡适在北大“挽蔡”行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目了然。

    胡适没有烧掉蔡元培的信

    蔡元培于1926年7月2日致胡适的复信内容较长，将自己坚辞北大校长的苦衷与缘由详尽论述，因涉及当局意旨及人事调整细节，个中内幕当时极为私密，不宜公开，故于信末郑重嘱示：“此函承阅后请‘付丙’，请勿示外人。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

    所谓“付丙”，即“付火”之意，是让胡适读过此信后即刻烧掉，绝不能外传泄露。然而，胡适当年收到此信后并没有将其烧掉，或出于对蔡的尊崇，或出于其对史料的珍视，他将其秘藏于家中。直至他于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之际，不得已将其与大批藏书及书信都遗留在了北京家中，此信得以继续存留于世。直至1979年被整理出版之后，遂为后世读者及研究者所知。

    原来，蔡元培在信中首先明确告知胡适，“六月二十八日午前十一点，弟已致一电于国务院及教育部，辞去北大校长及俄款委员之职”。这一答复，无异于宣布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各校经费问题，他实在已是无能为力了。至于为何要连辞两职，他概括理由有三，其一为“预料教育公债由弟参与之无效”；其二为“怀疑于现在是否为取消不合作主义之时期？又否有从井救人之必要”；其三为“认辞职为较善于被免职”。

    蔡元培认为，“俄款本已可全由吾国政府支配，从前借俄使之压力，作成俄使得有专用于教育之要求而设委员会处理之”，但近期“俄委员对于维持国立各校之提案，屡屡梗议”，其用意与缘由都不甚明了。如果以为“弟若与俄委员一块，彼必照行，谈何容易？若果如此其易，则彼必有利用我之条件，弟岂能受之？”而且，蔡认为当时的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比他更适合从事“俄款”商洽工作，称“惟梦麟对于此事，知之较详，而平日办事之手腕又远胜于弟，或者有促成此事之方法。闻内阁已有别派委员之议，不如弟先让出，而梦麟或可补入，则办理较为顺手。”

    蔡信中提到的“俄款”，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蔡与北大校长之职一同辞去的“俄款委员”，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一职。这里需要约略介绍一下所谓“俄款”的来龙去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德、法、俄、英、美、日等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这即是所谓“庚子赔款”，简称“庚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主动提出退还部分赔款，经议定这笔钱，除了偿付债务外，其余悉数用在教育上。

    时至1926年，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国立九校”的办学经费，已经大部分依赖于所谓“俄款”。而当年的“俄款”因为各校分配比例，以及教育部行政经费是否应从“俄款”支出的争议，迟迟无法分割下放，导致各校教职员薪金积欠问题，日益突出。各校内部以及与教育部当局的冲突，也日益激烈。

    在这种情势之下，已赴欧考察三年，刚刚返国却迟迟未返校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之焦点。因为他虽于三年前宣布辞职，但实未获允，还是名义上的北大校长；另一方面，更因为他还时任“俄款”委员会委员，且早在1924年即被推为委员长。

    蔡元培信道出辞职内幕

    蔡元培在信中告知胡适，他己请辞北大校长及俄款委员之职，实质上就是已与北大各方面完全脱离关系了。那么，除了来自俄款委员会方面的压力，以及对北洋政府教育政策本身的不满之外，还有什么必得让蔡下定决心、完全脱离北大的重大原因呢？

    蔡元培在信中申明，“弟三年前出京时，本宣布过‘不合作’之意见”，“今之北京状况，可以说是较彭允彝时代又降下几度，而我乃愿与合作，有是理乎？”且当局早已预谋改组北大之计划，他亦听闻自己将离开北大另有任职，这样一来，只能是要么坐待免职，要么主动辞职。所以，他决定与其坐待被动免职，不如主动辞职。看来，他之所以坚辞北大校长，无非是时局动荡之下，当个人理想与政府意旨发生激烈冲突之时，做出的极为决断的个人抉择而已。面对胡适等北大同事与友人的劝说、挽留，蔡一方面深感歉疚与不安，信中接连自称“死罪”即是表达此时心意；一方面也明确表达辞职之举实属主客观因素皆备，无可更改，信中所述各种需阅后“付丙”之内幕已足以印证。为此，对胡适在信中所抱怨的北大教员流失状况，蔡只能说：

    “诸位重要教员之耐苦而维持，弟自然佩服万分。但弟不能筹款以供之，则即不能为继续维持之要求。对于‘别有高就’之教员，自然为北大惜之；然弟既以‘不合作’律己，宁敢以‘合作’望人？”

    因胡适即将取道西伯利亚赴英国，商洽“英款”应用于中国教育事宜，蔡元培在信末寄望于他，称“先生将以本月十七日由西伯利亚赴英，不能面别，一罄所怀，良为怅惘。惟望先生对于庚款，有良好之影响，使此款之应用，不致受国内多数反对，与日本庚款相等，使此款至少等于美国。”

    尾声

    1926年7月17日，这一年的《胡适日记》从此日“开记”；这一年从此时起，胡适基本皆在欧美各国游走，故他将这一年的日记称之为“欧游日记”。这一年的日记中，他为英国退还庚款事宜多方奔走，收效也不甚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日记》这一年前半段的内容全部“佚失”，或者可以理解为这一年前半段，胡适因事务繁忙或心情不佳之故，确实没有写日记，但又总觉得似乎是人为删除掉的。因为，胡适这一年仅存的下半年日记中，对蔡元培辞职及与其多次通信的相关事迹也只字未提。基于这些细节推测，或出于往事不堪回首，或出于为师友保密的用意，胡适极可能对这段历史有过刻意的“加密”之举。如今，要想了解这段史事真相，胡适那些曾经没有“付丙”而付诸秘藏、得以残留的来往信件，应当都是相当宝贵的重要史料。去年北大文献展上的胡适“残信”，自然应当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也寄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公藏”公布与披露，还原这段重要历史。

    ◎ 肖伊绯，学者，现居成都。著有《胡适的背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