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准考证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
2017年12月14日 05:37 新浪综合
四十年前的准考证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12月14日        版次:GB07    作者:张德强

    □张德强

    一个偶然的发现。前不久,在整理书柜抽屉时,从一本陈旧的笔记簿中掉下一张小小的纸片,我捡起一看,竟是一张准考证:薄薄的64开粉红色书写纸,正面印着“准考证”和“浙江省1977年高校招生委员会”字样,背面是“考生须知”;翻开来,写有科别、姓名、性别、报名单位和准考证号,盖在照片角上的图章是“绍兴县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想不到这张准考证还夹在本子里。睹物忆旧,不免令人感慨万千。

    我属于“老三届”,我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成了一名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在绍兴郊区农村,一干就是八年。掘田插秧、挑粪割稻,盛夏抢收抢种、冬天围垦海涂,样样农活都干过,凭我瘦弱的体质,实在难以胜任,每天挣的工分比妇女还低。后来,公社领导见我文化水平高,能写又能画,就让我发挥特长,当代课教师,组织文艺宣传队,后来又派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其间一度借调至县文化馆搞过创作。那时,我已开始学习写诗,并在县级报刊、《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不少短诗,1972年7月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水田》影响较大,可以算是我的处女作,引起省内诗界的关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已陆续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推荐上大学,是所谓“工农兵学员”。尽管我在农村表现不错,却总是轮不到我。有一次都已填了表,乡亲们纷纷传说我被推荐上大学了,结果却没去成。直到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发布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后,我的大学梦才重新点燃了希望。

    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我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赶紧找出原先的中学课本重温起来(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高考复习资料)。熬夜苦读了一个多月,先是参加了公社举办的初试选拔,通过后才发给我这份正式的准考证。1977年12月15、16两天,我赶到城里的绍兴一中参加了全省统一高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比我小七岁、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的大弟,和我一起参加了那次高考,他的数学基础差,我帮他恶补了几天,勉强应付。至今我还记得,语文试卷中有一个成语“高屋建瓴”,要求解释加点的“建”字,我答不上来,考完后立即查词典,才知是“倾倒”之意。作文题为《路》,我就结合自己艰苦求学、上山下乡的坎坷经历,并引用鲁迅、马克思有关人生之路的名言,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抒情散文,获得高分。

    这张准考证上之所以填的是文科,是因为毕竟我下乡八年,学业早已荒废,只有写作不辍,又喜爱文学,因此报考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已虚岁三十,与同为知识青年的一位上海姑娘结了婚。按有关规定年龄偏大者报考须证明有所特长,于是我还特地致信浙江省作家协会,请他们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我创作成就的公函,附于报名表中。

    高考结束后,我从城里返回乡下。当天晚上,妻子即临产,次日凌晨在乡村卫生院为我生了个儿子,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果然,不久我就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978年3月8日一大早,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妻子和母亲,吻了一下襁褓中的婴孩,记得临出门还放了几个炮仗以示庆祝。我用扁担挑着箱子和被包,匆匆赶往火车站,谁知半途扁担折断,幸亏正巧有一辆三轮车路过,赶紧请其帮忙才顺利到站。绿皮火车徐徐起动,我不禁思绪澎湃,热泪盈眶。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根本没想到,时隔12年,居然又回到学生时代。12年前,我曾憧憬过大学生活,想象过大学校园,今天终于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到了杭州一下火车,便见到了前来迎接新生的杭州大学校车,我便很快到达中文系,办完报到手续,由老同学带我来到宿舍。8人一间高低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对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这一年,喜事连连,我大弟被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院录取;半年后,小弟也考上了绍兴师专。于是,在同一年里(1978年),我们兄弟三个都高高兴兴地离开家门上大学去了,憔悴的母亲倚在门框上满脸堆笑,却忍不住泪眼婆娑:“总算盼到了出头之日。”大弟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也来到杭州,现在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小弟毕业后当过教师、报社记者、公务员,后来下海经商成了一家民营企业的经理。

    一张小小的准考证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迁,成了我珍藏的“历史文物”。

    ◎张德强,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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