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是北大

    □黄河涛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儿了……

    我拆开录取通知书，先用眼光扫了一下通知书的落款：牡丹江师范学院。我没报考这所学校呀？还记得前些天，刚向参加高考阅卷回来的总场老师打听，说我的数学97分，语文82分，平均成绩80多分。而平均成绩60多分的一位当地考生，十几天前就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怎么啦？

    我报考的五个志愿：第一个是北大，最后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竟然一个都没录取，而志愿一栏里填写的“服从分配”又起作用了。琢磨了一宿，决定放弃。既然已经是教师了，何必再读四年？况且又是这么一个不理想的学校，看来，对我来说进北大，真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了。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场部汽车站，请售票员告诉中途要上车与我同去报到的一位朋友，我不上师院了，让他自己去学校报到吧。

    接下来的两天里，朋友们各种劝说灌进我耳朵：放弃对了！师院毕业还是当老师，何必再读四年；也有人认为，录取你的牡丹江师院还在农村，条件很差，生活可能还不如农场呢；还有一种认为，不管怎么说，只要能离开农场就行！以我的现状，在农场不会有出头之日的。农场文教科的好朋友也劝我，走吧！现在不走，谁知道明年还让不让你们这些老高中生报考呢？那两个晚上，是走还是不走，一直折磨着我。直到第三天，我决定了，一大早，我又打好背包，赶到场部汽车站，去牡丹江师范学院报到。

    初到学校

    牡丹江师范学院，当时还在宁安县东京城镇的农村，当地人称“大荒地”。那里，只有两栋三层高的教学楼和一片平房，四周除了农田就是荒野。我们中文系77级三个班的97名同学中，“老三届”的知青占90%以上。这群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国营农场的全国各地知青，按当年的录取政策，凡老高中的，基本都被调配到省内各师院、师专了。在我的同学中，学历、经历和年龄差别之大，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有三个女儿的父亲，父亲上大学，女儿上高中；姐姐在我们班，妹妹工农兵学员毕业留下当教师，妹妹教姐姐；“66届”老高三与应届毕业的小弟、小妹们同在一班，年龄相差至少10岁。

    当时教材与教师都奇缺，尤其是在边远的地方高校，更是突出。我们的俄语教材，就是每次上课前由老师油印的单页合订而成；由于缺少教师，四年期间，中文系的三个班一直在一个大教室上课，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班。

    但要说读书玩命的劲儿，以我30多年高校任教的经历负责任地说，还真没有超过当年我们77级的！那时，不管是来自哪个城市的知青，也忘记了进的是什么样的大学，更管不了毕业后的分配去向……一心只想追赶逝去的岁月。身处农村的环境，使我们大学的时光变得极其单调、简单。但多年下乡的经历，使这群人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我们中文系成立了文学社、戏剧社、书法兴趣小组，以及排球队、足球队等等。学院附近，是公元7世纪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我们中文系一班入校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是参观遗址公园和马骏烈士展览，然后出一本手刻油印的诗歌、散文集《春华》，要求每个同学必须提交一篇散文或一首诗歌。记得当时我写了首《游渤海国凭吊英烈》七言“顺口溜”：“古林墟堆千年址，遗畔沃田柳丝丝。龙泉上京今安在？陵园花白映绿枝。”

    进校不久，我们便参加了军训。军训虽然很累、很苦，但对我们这群下过乡的知青来说，只能算“小菜一碟”。所以军训班与班之间，“摽着膀子”比，连黑板报刊登的小诗也“摽上了”！我们班岁数最大的同学张忠贤的：“且把春梦压在枕边，快把敌情呈上眉梢。”三个女儿的父亲陈新华的：“我是军营一颗钉，铆进国门光闪闪。”这样一群不甘平庸的平凡知青，毕业后，不少都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大放异彩。我们文学社的韩乃寅同学，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并兼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系书法小组的组长卞云和同学，也成为日后著名书法家兼省书协主席。

    校园生活

    记得刚下乡头几年，男女知青谈恋爱只能“秘密”进行。随着“扎根”调门的抬高，农场各级领导对此是“睁只眼、闭只眼”，而知青们却因碍于“返城”和环境艰苦，对谈恋爱则是但凡能拖的都拖。一进入大学，仿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然而，我们班的天然缺陷是女生少，而且是出奇的少。全班30个同学中，女生只有7个，其中一人已婚，另一人“名花有主”。怎么办？最省事的办法当然是向外班“争夺资源”。一天晚上9点多，二班女生宿舍发现一位女同学还未归宿。晚上9点多，在那个不知“夜生活”为何物的年代，差不多就等同于夜不归宿了。要知道这里又是“大荒地”，问题很快反映到系里，系办立即要求全系出动去找，最少三人一组，把全院和附近的公路、农田、荒地，像梳头一样地梳了一遍，但仍无收获。正在大家犹豫是收工还是断续找寻时，传来消息说，人已回来。当我口渴难耐地回到宿舍，只见同班习同学在屋里，我惊讶地问：“小习，你跑哪儿去了，怎么不参加我们找人？”小习没吱声，脸色显得尴尬又慌张。直至第二天我才知道，昨晚找的那个女同学，正是被我们班的小习同学“争夺”，不知躲进哪个旮旯恋爱去了。

    在下乡的9年里，我们拿的都是一级农工每月32元的工资。临要上学的当口，谢天谢地，都被转为二级农工，涨到每月37元。在那个年月，对于大多数还未成家的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每月的伙食费，女生不到10元，男生也就十二三元；只是当时物质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为了补充营养，就到附近农村，私下向当地农民买些鸡蛋，每天早晨用开水冲着喝。剩余的钱就是买书和“送给”每年回家往返的火车了。

    在农场当了几年小学和初中教师，加上从小受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影响，喜欢上了儿童文学并尝试着写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到师院后，对儿童文学理论产生了兴趣，根据对中国几十年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发展的研究，在“大四”第一学期，完成了近2万字的论文“童心浅论”，投到当时全国唯一的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三个月后，论文发表。毕业前夕，我突然收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来信，打开一看，竟然是我敬仰的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的亲笔来信。信中，陈伯老问：“毕业后，是否愿意参加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我真是喜出望外！但是，考虑到妻子已经回到北京工作，我只好谢绝了陈伯老的好意。

    四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要结束了，毕业分配是大家急切盼望又焦虑的大事。校方传来消息说，中央有精神，毕业分配尽量不造成夫妻新的两地分居。好多年没有大学生分配，使我们这批大学毕业生成了所有单位抢着要的“香饽饽”。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研究室，编辑《华北金融》杂志。当时我的金融知识，只停留在学过的“政治经济学”的水平，只有边工作边向身边的老同志学习。一年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聘到全国总工会所属的高校。我心里明白，我还是想往不受更多约束的学校生活。但要在高校站稳“脚跟”，又必须提高学历，去读研究生。

    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选择点上。可以说，我基本没有更多地犹豫就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这样，经过半年的准备和考试，在1985年9月，我走进了早应该走进却没能进去的北京大学。

    ◎黄河涛，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8年7月，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高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