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把握住了《北京人》的精髓

赖声川导演版《北京人》现场演出照。李晏 摄

　　【文化谭】

　　由央华时代出品、赖声川导演的曹禺话剧代表作《北京人》，周末在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中，以精致细腻、生动鲜活的现实主义呈现，成为今年新上演剧目中令人瞩目的佳作。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加演两场仍然一票难求，再次显示出传统经典作品强大的生命活力。

　　曹禺剧作都具有复杂交织的人物与剧情冲突，承载着强烈的情感能量。前后十易其稿的《北京人》，充满对封建氏族的愤恨、鄙夷、讽刺与批判。既是旧时代的悲剧，又是新时代的喜剧。

　　这部创作于1940年的长篇巨作，多年来被反复演绎上演，但绝大多数版本都有所删减调整，赖声川的这一版可谓高度忠实原始剧本之作。尤其是剧中“北京人”走上前台，以及结尾“文清之死”的呈现，使原著的创作初心得以更加明确的直抒传递，但在舞台呈现上又有了新的创造。

　　1 解构再造还是忠于原著？

　　新版《北京人》赋予经典另一种层次

　　面对经典名著，到底是重新解构再造，还是忠实于原著？解构再造，必定是赋予新的灵魂和人文思考，全然沉醉于形式上的奇特创异，很难获得观众青睐。但一味强调保持原汁原味儿，又往往陷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极易失去剧场艺术应当具有的当代意义和现实观照。

　　央华版《北京人》选择了文本忠实与舞台呈现创新的结合。通过舞台色彩和情境、人物逻辑的调控，写实中有写意，直面中有间离，毫不喧宾夺主地悄然融入当代戏剧人的思考和审美。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一幕赋予的色彩象征。

　　第一幕包括全部服装道具在内的绝对纯白，出人意料，视觉感又十分贴切。结合纱幔与灯光营造的朦胧，不时地透视隐现内室中的人物，把超现实的意蕴注入整体写实表演中。

　　第二幕蓦然转为黑色昏暗氛围下的表达，以强烈的视觉反差，摇曳的烛光映射颓败的曾氏家族“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的荒谬、茫然和衰灭。

　　第三幕则以真实的生活原色，为寻求自由和困兽之斗的交织，曝染出不可逆转的现实情境。

　　每一幕的表演都始于纱幕后，且在缓缓升起中展开。这个手法很有创意，很有意味，如同不可外扬、包装笼罩着的丑陋和隐秘，陆续地层层揭开。声效设计与表达，被赋予了更为积极的意义，不仅是剧情氛围组成，更与焦躁、希冀、绝望、哀痛、快乐等多重情绪相连、延伸和对比。那些鸽哨、叫卖、喧闹、爆竹等，随着剧情有时会化作讽刺与荒诞的添加剂。

　　2 悲剧人物如何立体化再造？

　　在“恨不能、爱不成”中重新认识角色

　　这一次的央华版《北京人》在人物性格和行为的互怼与自我比对中，让愫方、思懿、文清、曾皓、江泰等早年就被赞为中国话剧史上塑造最成功的形象，在当今的戏剧舞台上再度撼动人心。

　　这得力于剧作本身，也得力于新一代戏剧人的二度创造。孔维、剧雪分饰的曾思懿、愫方，以及孙宁、屈中恒、闫楠等等扮演的一众角色，都没有滞留于剧情冲突中，透过形体、台词、表演的性格化演绎，寻找自身和角色间或柔或刚的对抗、纠结与差异化。尤其在“爱不成，恨不能”的心理矛盾刻画上，给予了深度挖掘和体现。

　　剧中的大奶奶曾思懿，表象上看是封建氏族文化中恶的集大成者，尖酸、狠辣、刻薄，处处算计。但作为一个生存于破落氏族中力挑生活大梁的女子，面对男权社会，她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在当下话语和人文价值体系下，重新反观和认识、开掘她身上所隐含着的悲剧元素，更丰满地实现人物立体化再造，很有探索意义。

　　曾家这个书香门第，“爱”和“遵从人的天性”最为缺失，是不敢望更不可及的奢侈品。表面威严的曾皓老太爷，其实极其虚弱，禁不起任何一击。貌似仰仗他护佑的柔弱女子愫方，反而是他的庇护伞，为他遮风挡雨消困解痛。

　　“诗书礼仪”教育下的曾文清，则全面失败与颓废，既可怜又可恨，其死亦不足惜。而作为寄托着家族希望的新一代，唯上是命的十七岁曾霆，俯首复制着父辈的命运，归宿又能在何处？封建文化塑造的卑微人格，在今天的舞台上，仍然具有可鉴的现实意义。

　　而女婿江泰作为家族体系中言行分裂的人物，是全家唯一敢于站出来喊话的。他一方面看透了家族的腐烂及其不可逆转，以所谓的抗争和发泄来表明存在感，拼力捍卫“名分”“地位”；另一方面又只会依存这腐烂的温床，最终也只能在老太爷面前低头。当烂透了的曾家行将奔溃之际，他意识到危险及身，又自欺欺人地试图施以可笑的救助。“活人、死人”以及喝茶的点评，十分精彩，且具有极强的现实穿越，显现出巨匠曹禺先生跨越历史的人文洞察力和批判穿透力。

　　3 悲中有喜是意外收获？

　　“北京人”终于健硕、不羁地亮相舞台

　　《北京人》的强大生命力，更多在于蕴含于内的希望之光。如曹禺先生所说，愫方“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作为美德、贤淑、善良的化身，愫方隐忍，坚守，以柔弱的爱抚慰着家人。即使面对思懿的滋事和打压，她依然竭力地去体恤和化解嫉恨。当她意识到，这个家族和“已经不会飞了”的文清并不值得去爱时，她最终选择了切断旧的生活，与更早觉醒了的瑞贞相牵，随“要喊就喊，要爱就爱”的袁家父女和“北京人”一道，奔向自由。

　　因此，尽管我们在《北京人》中能够看到些许《雷雨》和同时代其他作品的苍凉身影，但在原始的生命动力和灵魂拷问下激发和唤醒人们，砸碎囚牢枷锁，去自由地追求幸福，则是曹禺先生通过这部作品对未来特别寄寓的美好憧憬和期许。

　　因此，看到“北京人”以健硕、不羁的形态亮相舞台，是意外的收获。作为剧中人之一的“北京人”，代表人类天性的返璞归真，亦是自由和勇于反抗的象征。在以往的舞台版本中，曹禺先生的这一重要设计多被遮蔽，久而久之会被惯性误读为“北京人”隐于幕后，才是原著本意。

　　本世纪初，被童道明先生赞誉为北京人艺新时期话剧里程碑的李六乙导演版，“北京人”的形象也只是以影像辅以音效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当时还引起了较大反响。赖声川导演不仅忠实再现了原著设定，还糅入了些许喜剧成分，强化了这一人物对整个剧情的推进、影响和启示意义，更易于观众通过直观的呈现去消解主题。

　　悲中有喜，是该剧的另一鲜明特征。赖声川导演以其娴熟的精致大众戏剧风格，巧妙地在种种荒谬和文化隔膜交错中，不失时机地抓住幽默因素，变换和调适观演节奏与剧场氛围，强化着作品的讽刺力道。同时，以凝重与冷静地处理，让悲剧元素始终弥散浸染。结尾处，寂静空场的处理，则让一切都消失殆尽，或悲或喜留给观众自我追问和思索。

　　当下的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解剖自己，去放弃或追求吗？

　　□程辉（评论与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