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是我的村庄

    在外“当公家人”“吃国库粮”三十多年，厉彦林一直没改家乡口音。他的散文和诗，也是以家乡的声韵写成。很多作品被电台配了乐用普通话朗诵，而我默读时还是原汁原味原生态。

    他笔下春天常住的村庄，青石垒砌的村庄，煤油灯照亮夜晚的村庄，也是我的村庄。

    最亲切的，是他随手排比的动物、植物、农活、风土人情。那真是俯拾皆是，一写就是一串儿。

    他把我们幼时的家乡景致一一召唤回来：韭菜、麦苗，地瓜、土豆，苦菜、荠菜、蒲公英、车前草，椿树、槐树、杨树、柳树、梧桐树，桃树、杏树、枣树、梨树、李树、栗树、柿子树、苹果树、石榴树，燕子、喜鹊、青蛙、萤火虫……

    我想起来了，香椿香、臭椿臭，苦菜苦、茅根甜，刺槐枝扎人、绵槐条抽脸；我想起来了，槐花烂漫盛开时，撸几串儿非常顶饿；榆钱儿能吃，榆树皮剥下来也可以吃，就是太苦太涩了。奶奶把榆树皮剁得稀烂，泡水里一遍一遍滤出苦汁，然后使劲蒸煮，并且拌进三两颗黄豆压味儿。

    这样的“原生态食品”，奶奶以前是吃惯了的，比我顺口。据率全家闯了关东的大姑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爷爷奶奶、大姑二姑顿顿啃树皮，把仅有的一点果子（花生）皮留给家里唯一的男孩、也就是我父亲吃。幸运的是，他们全都活了下来。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一出去撒欢儿就是一整天，不到天黑不着家。家长不用操心孩子中饭，我们自己会在野地里找吃的。春末夏初，小麦灌浆、颗粒渐渐饱满起来，我们揪麦穗烧了吃，嘴唇留下乌黑一圈儿。入秋，花生、地瓜、玉米快长成了，我们就拔花生、挖地瓜、掰玉米，躲进沟里架火烧。掌握不好火候，或者柴禾潮了，会冒起黑烟，把生产队看青的社员招来。

    下功夫也能弄到荤腥：水沟里摸泥鳅，树底下挖知了猴，用夹剪捕鸟，最有营养价值的则是绿得吓人的胖豆虫。

    田野里瓜快熟了我们偷瓜，偷甜瓜、偷梢瓜、偷方瓜，那时候还不兴种西瓜。果园里桃熟了杏熟了梨熟了，我们偷桃偷杏偷梨。看果园的大人，有时会带一瓶水，强迫正在附近狼窜、伺机偷摸的孩子们喝一口漱漱嘴吐地上，见有水果残渣就算抓住了“现行”……

    想起沂蒙山一辈辈人的主食——地瓜。秋季收下来，大部分要切成瓜干儿，晾晒好囤起来；少部分鲜地瓜直接存进地窖，每顿切块儿、切条儿煮了吃到冬。鲜地瓜秧子不难消化，撕巴撕巴叶子和粗梗喂猪，嫩梗剁碎了煮煮当粮食。

    切晒地瓜干儿，是一年里的重活儿。一块长条木板上留个口子装上刀，就是“地瓜推子”。手摁着地瓜唰唰地切，不熟练或者干急了，就会切破手，弄得鲜血直流！实际上，几乎人人都有失手的时候，一秋下来，男女老幼很少有手囫囵的。切完了，要选择地皮干燥的岭盖儿、农田或河滩，把瓜干儿晒起来。先大把大把满地撒，然后弯下腰把一片一片重叠的瓜干儿拨拉开。一面晒干了还得翻晒另一面，拿根棍儿一片一片挑起来翻个儿。过两天完全晒干了，要一片一片拾起来，挎个筐蹲地上边拣边挪，两腿酸疼腰也酸疼。如果赶上阴雨天，那就非常悲催，半干的瓜干儿收到室内马上发霉，长霉点甚至整个烂掉。刮一刮上面的白毛绿毛，照吃不误。

    地瓜干儿除煮了吃，主要用来烙煎饼。半夜三更磨糊子，大人孩子一人抱一根磨棍，推着石磨一圈圈儿转。有时犯困，闭着眼在磨道里走，有时犯懒，光扶着磨棍不出力，一松劲把磨棍滑下来。父母则像上了套的牛，一步一步使足劲推。等天明，活儿就都是妈妈的了，她踡着腿坐在不足半尺高的鏊子跟前，一手往鏊子底下续柴一手在鏊子上滚糊糊，鏊子的高温熏蒸着她的脸和胸，糊糊在她手里变得滚烫。

    在厉彦林的笔下，煎饼有许多种做法，也有许多种吃法，但说透了都是穷凑合，远不如蒲松龄吃的煎饼（竟然还要卷上鸡肉，抹上豆豉、猪油！）有营养。

    幼童时，我卷一根葱、捏上一溜盐末儿，扛着煎饼就跑出去疯。高中的时候，每星期背几十张煎饼和一瓶咸菜去住校。两个最亲密的同学，生活条件比我家略好，我带的是干炒的纯咸菜，他们俩一个的咸菜瓶里有点油，另一个的咸菜瓶里竟还有点肉。每顿饭我们把三个咸菜瓶子摆一起混着吃，他俩就这么委婉地照顾了我很久。

    啊，如果不是厉彦林反复吟咏，我把这些都快忘光了。他至今都还爱吃地瓜煎饼，据说在孟良崮当过战斗英雄的老国防部长也爱吃。但我早已经“忘本”，如今一吃地瓜就反胃，只爱一种麦子面的高级煎饼。

    对于小时候的我和厉彦林来说，麦子是梦幻中的植物。妈妈讲老套的童话故事：一个凡人，无意中救了一个神仙，神仙为了报答他，许诺帮他完成三个心愿。这人的第一个心愿必定是——送我一囤麦子！麦子，它能产出那么香甜、细腻、温柔的食物——馒头、花卷、饺子、油条、各种点心……

    我们两人的家乡都是山岭薄地，一亩只能产麦子一百来斤。我记得，连续好几年，生产队每年每人仅分配十八斤麦子。除了留下春节、元宵、中秋等有限的几个年节包饺子尝一尝，剩下的那点麦子，父亲都背到集市上换成了瓜干儿。一斤麦子能换三四斤瓜干儿呢，吃饱远比吃好要紧。

    是的是的，厉彦林的散文又让我记起顶着呼啸的寒风在深秋的原野干活，把所有的单衣都套身上还瑟瑟发抖的情景。记起老年人教我们的“经验之谈”：把衣裳一件件慢慢脱下来，再一件件慢慢重新穿上，然后就不觉得冷了。我试过，很管用！

    自然条件本就恶劣，人又反反复复胡折腾，生活就像闭着眼在磨道里打转，没个尽头。

    然而，好日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到来了。地分了，人不整人了，OK！很快，麦子吃不完了，地瓜没人吃了，玉米也没人吃了，它们都被归类为喂牲口的“饲料粮”，洋布代替了土布，小纺车闲支在了屋梁上，电磨代替了石磨，摊煎饼也改用电动机械……

    就在那个日子拐弯儿的时节，1980年前后，我和厉彦林先后走出了村庄。但他一直念叨着那片山和水，用一篇一篇文字接续着昨天，接续着地气。

    在我的心里、他的心里，这山山峁峁上的一切都无可代替。我们就是被这样一方水土养大。我的小学老师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正是他教会了我认字识数。

    一遍遍回望的故乡，永不愿重新经历的年代。写下一个片段，就是一座纪念馆。

刘健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4月24日 08 版）